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明朝都不是一个有气节的朝代山东万正。

明末， 李自成进京，“所过七十余州县，无不开门迎降”，一路势如破竹山东万正。事实上，李只遇到一次像样的抵抗。就这么一次像样的抵抗，也差点让李自成打消进京念头。也就是说，再来一次这样的抵抗，李自成很可能踏入不了京城城门。可惜却没有。

清军也多次进入京畿，在河北、山东等地徘徊六个多月，甚至屯兵于皇陵所在的万寿山山东万正。皇太极五次绕道入关，攻破12城，56战全胜。曾经劫掠财物人员绵延数十里，故意慢吞吞地离开，明朝的兵部尚书亲自领军也不敢抵抗，甚至不敢尾随清军，而这时的崇祯坐在北京城里没有任何动作。

清军初南下，除了少数关隘，基本上是传檄而定。（补充一下，后来明降臣提出“剃发易服”后，是由于和中华传统汉文化相悖，这才引起激烈抵抗，和明廷没关。）加上李自成的情况，可以说，明朝是被自己投降的明“伪军”灭掉的。这可以说在中国古代朝代里绝无仅有。

这样一个朝代，怎么能佩称有骨气？ 然后，很多粉会说，无论如何，明朝皇帝是有气节的，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

然而，情况是这样吗？几个被“异族”所俘的明朝皇帝，英宗、弘光、永历都没有“死社稷”，就是被俘。唯一值得称道就只有隆武。英宗更出格，不但没有“死社稷”，反而“天子叫国门”，为“蛮夷”叫关。这种窝囊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少有的。

崇祯是自杀的，这难道就能体现气节？崇祯城破前并非不想出逃，只不过被自己臣子拦住了。而且崇祯出逃前杀光了自家的女眷。如果是在尝试出逃无果后进行的杀害，可能还会让我高看他一点。可是，他是先杀后逃，完全是出于自己私心考虑。

中国历史上国破而自杀的君王不止崇祯一个，譬如纣王，但几乎人没有把纣王和气节扯上关系，更谈不上把气节和商朝扯上关系。

事实上，在《明朝的那些事儿》这本书广为流传前，也几乎没人把崇祯和气节联系在一起。 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开，世界历史上因为亡国或失去执政的，又自杀了的这部分人，归为气节。那么仔细一算，希特勒、东条英机都可以归为有气节一类。

如果你认为我是胡说，那就对了。崇祯的自缢同样和气节没关系。以上四人（商纣、希特勒、东条英机、崇祯）都是穷途末路，无处可逃。 怎样才算气节？

明明可以苟活，而义无反顾地赴死，那是有气节。有坚持正义，有所不为的操守，那是气节。比如，汉之苏武，唐之张巡，宋之文天祥等等。

为什么明朝能守气节之人如此之少？只能从明时对读书人，对治下百姓的统治政策制度说起。

有明一代，皇帝多“任喜怒而生杀” 。皇权发展到明代，其专制化的程度被大大加强了。最高统治者在制度建设上启用了一系列中国政治史上空前的措施，以便全力加强君权从上到下对整个社会系统的超强控制。

明代廷杖台谏官，当廷杖死者甚多。进谏者生命没有保障，进谏自然越来越少。统治者极力宣传和提倡人们做忠臣。明代虽明令“死谏得赠官”，但台谏官能做到这样的极少。

朱元璋制定的《大诰》将更加强烈的统治威慑灌输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这一威慑竟然包括责罚、杖打和杀戮谏官。

对许多罪行，《大明律》已有量刑标准。但《大诰》中许多重判的案例以《大明律》来衡量，绝大部分都是属于轻一些的责罚。在朱元璋统治期间，“无几时无变之法”，“或朝赏而暮戮，或忽罪而忽赦”，完全以个人的好恶行事，使人无所适从。

《大明律》于洪武六年基本修成，却多年不开印，后虽印发，在各地衙门也多半是被束之高阁。《明史 刑法志》记：然法在有司，民不周知。即是实情。

《大明律》本是朱亲裁而定，他都觉得不如自己随时说了算来得方便。衙官只需凭皇帝层出不穷、接连不断颁下的《大诰》来判案量刑。《大诰》是以判刑形式出现的，带有特别法性质的重刑法令，是律外之法。其中满是皇帝的话，里面法外用刑更是司空见惯，就记有如枭首、夷族、割鼻、剁指、断手等法外刑。

朱棣屠戮建文帝旧臣，其酷刑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先去齿，去手，再断颈；或用油煎；或先割耳鼻再凌迟；或用铁扫帚扫尽肤肉再致人死。而朱皇帝竟自称这些是轻刑之举。

所以明代人自己都认为本朝政治统治之严密到了骇人程度，以致任何力量都不足丝毫动摇君权的威势。 因此，成化二十一年，宪宗装模作样地“自行修省”而下诏求言。大臣因求而上书言事，但多回避问题，敷衍一番，少有直言的。宪宗恨得磨牙，把六十多位大臣认作是忤旨，“书六十人姓名于屏”，只不过是自己下诏求言，不宜加罪杀了他们，只好时刻准备“俟奏仟则贬远地”。

当然，在当代某粉眼里，这些杀戮都不足为道。在网上关于方孝孺被杀的帖子的评论里，很多都是斥责方孝孺愚忠、迂腐的。

这些指责之人却从不想想，执行这么残酷刑罚的是朱棣，对于朱棣（在诛十族这件事上）却少有谴责。人并非生来就不怕死，杀的多了，自然就畏缩了。

就像崇祯执政后期问政时，大臣们基本上就只磕头，不言语了。气节终于消磨殆尽，奴性的精神已经养成。

世人常以“水太冷”来讽刺明时的文人，但武将的表现也不令人满意。

康熙时征讨吴三桂期间，清政府启用了大量汉将。如著名的“河西三将”张勇、王进宝、赵良栋 ，还有“蔡毓荣、 、徐治都、万正色奋于楚，杨捷、施琅、姚启圣、吴兴祚斗于闽，李之芳奋于浙，傅宏烈奋于粤”，为清政府发挥巨大作用。

而康熙启用这些汉将的直接原因让人讶异：老一批的满族将领或老或亡之后，康熙手中无可造之才满族将领能用。

如果这些汉将对故国有一丝留恋，有更多一些的气节，历史也许会大不一样。这一切都源自明朝时期气节的缺失。

其实在明未亡之前，已经有很多“妖孽”显现了。网上常把魏忠贤当明朝救星。而魏忠贤最后胡闹到全国为其立“生祠”。“每一祠之费，多者数十万，少者数万。剥民财、侵公帑、伐树木无算。开封之建祠，毁民舍二千余间”。祠盖好后，举行落成典礼，有的要“迎忠贤像，五拜三叩首”，要“文武将吏，列班阶下”。

这种性全国大拍马，实在太不成体统，实在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闹剧，已经反应出整个朝廷气节的缺失了。

说了太多，就此收尾吧。综上所述，明朝绝对不是一个有气节的朝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