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者明史案：赵培文，季我努学社青年会会员
文字狱为中国封建专制政权组成的一部分，但论黑暗型、残暴性，文字狱则首当其冲，在中国的时间进入清代后，文字狱更是较前朝有过之而不及，所谓的康雍盛世，不光是经济上的繁荣，民众的安定富足，更是中国中央专制极权的巅峰以思想上的高压钳制明史案。
《南山集》案发生在康熙五十年（1711年）明史案，此案件又称为戴名世狱。戴名世，子田有，号褐夫，安徽桐城人。在清军入关后，明朝参与力量曾转入西南地区继续抵抗，因而称为南明，时戴名世在编纂明史，所以经常在各地搜集明朝史料，但由于清已代明，且文字狱盛行，所以清朝一些史官在修撰明史时经常会有意无意的忽略一些史事，尤其是南明的史料。
康熙帝
戴名世不光为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的进士，更是闻名于世的桐城派创始人之一，为何一个进士会惨遭下狱？该事要追溯到方孝标的《滇黔纪闻》，该书认为南明永历朝不能算是伪朝，戴名世在阅此书后，赞同方孝标的说法，也认为南明永历朝应是正统王朝，并在其《南山集》中表述到南明永历朝“如昭烈之在蜀”，欣然表达自己对南明抗清之举敬佩，在与好友余湛的讨论中，戴名世认为南宋末年，虽末帝帝昺流亡至崖山，但在正史中却进行了详细记载，但在现今的明史中，清朝的明史编纂对于南明的皇帝避而不谈，因而戴名世认为有必要详细记载，如若没有则算不上完整的明史。且戴名世私下在《与弟子倪声》一信中说道：“本朝当以康熙壬寅为定鼎之始，世祖虽入关十八年，时三藩未平，明祀未绝，若循蜀汉之例，则顺治不得为正统”，尽管如此，对于已仕清朝的戴名世曾表示“益矢殚厥忠诚，已报国家”，可知其并无反心，其所做只是作为一名修史者的立场而言。
此时戴名世为清朝的翰林院编修，在清朝文字狱文字狱当行，当朝之官对于前朝的念念之心必然会引祸端，果不其然，康熙五十年（1711年），都察院左都御史赵申乔上奏弹劾戴名世，认为其“妄窃文名，恃才放荡。前为诸生时，私刻文集，肆口游谈，倒置是非，语多狂悖”。随后九卿会审，首先刑部等衙门判其为大逆之罪，应凌迟处死，同时戴名世、方孝标二人的祖父子孙兄弟伯叔父兄弟之子，凡年满十六岁以上者，均斩立决，而母女妻妾及姐妹这，十五岁以下之子孙伯叔兄弟之子，全部贬为家奴，而参与《南山集》出版的汪灏、方苞也均应斩立决。
（现代出版的《戴南山集》）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在经过长达一年的审判后，康熙帝终于颁布御旨，戴名世判斩立决，但不问家人之罪，《南山集》全部焚毁。由于方孝标已死，因而家人只流放宁古塔。究其本案来看，戴名世只不过意在详实记载明史而已，但康熙帝却借题发挥，无疑又是清朝统治者的文字压迫，捕风捉影而已。
参考资料
[1]张毓洲.《南山集》案与方苞人生及心态的变化[J].齐鲁学刊,2010(06):126-130.
[2]李润强,牛黎芳.清初士人的明史意识与康熙朝文字案狱——以康熙朝“《明史》案”和“《南山集》案”为中心[J].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01):25-28.
[3]张玉.戴名世《南山集》案史料[J].历史档案,2001(02):21-24.
[4]《清代文字狱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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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史记》大家可能都有很深刻的印象，这一本书是西汉的司马迁所著。被鲁迅评为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可见这本史书在历史上有多么重要的地位。但是司马迁曾经因为得罪过汉武帝被处以阉刑，那么汉武帝怎么会允许他所写的书流传于世呢?
当是飞将军李广的孙子李凌因为投降匈奴，这让汉武帝非常的生气，命令把李凌一家老小全部判刑，当时司马迁和李凌的关系非常的好，于是便开口向汉武帝求情，正在气头上的汉武帝当然不会在乎司马迁反而把气撒在司马迁身上，把司马迁阉割，也就是变为太监。这在当时是非常大的耻辱。司马迁几次想寻死，但都被人拦了下来。于是司马迁便开始写《史记》。
由于司马迁本身就出生于史官。再加上年轻时到处游历，知道很多历史典籍，于是便有了想把它写成一本书的冲动。当时的汉朝是由史观的专门负责编写历史。因此司马迁虽然得罪了汉武帝，但是他写《史记》这一本书在当时是受到保障的，因此汉武帝并不会第二次再惩罚司马迁。再加上实际这本书中并没有特别批评汉朝与当时的执政者汉武帝，因此汉武帝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最后一点就是史记是由汉武帝去世以后才开始逐渐传播开来，由司马家的子孙们开始传播司马迁这位老祖的著作。再加上史记这本书确实有很高的含金量，能够开阔人们的视野。于是人们便开始阅读，史记也因此开始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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