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绝人寰的特大灾荒

马毅堂　周鸿魁

　　1942年（民国31年）河南省发生了近百年来罕见的惨绝人寰的特大灾荒，米珠薪桂，饿殍载道河南大饥荒。当时河南省有3000万人口，1942年——1943年因灾荒而死亡者，据官方统计竟达300万之多（有人说实际死亡人口远远超过此数），骇人听闻。
  

1942年中原广大地区由于春旱河南大饥荒，麦季歉收。6至7月又持续干旱，导致秋禾绝收。秋后周商一带广大农民十室九空，为了活命，他们成群结队离乡背井到外地逃荒。有逃往安徽霍山、六安一带的，也有逃往豫南正阳、息县一带的。到1943年（民国32年）春季，灾情日益严重，周口街头灾民夺馍者屡见不鲜，里巷啼饥号寒之声不绝于耳。
  

当时，周口北郊黄水滔天，一望无际，村庄田野尽成泽国河南大饥荒。泛区人民在大灾之年更为艰难，流离失所，乞讨无门，壮者远走他乡，老者饿死在贾鲁河畔及黄河堤上。有些泛区灾民留恋故土，不愿远逃，一家数口挤在黄河堤上窝棚里，身上无衣，锅里无米，饥寒交迫，冻饿致死者比比皆是。
  有些人死在棚中无人掩埋，有些人为了养活父母不惜卖儿鬻女，有些年轻妇女为了救活子女，忍痛卖身给安徽船民作妾。十三四岁的女孩，白天沿街乞讨，夜晚蜷缩在河堤小棚中，连饿带冻挣扎在死亡线上。

周口北寨为黄水渗透，遍地是水。除磨盘街、大、小油坊街、三义街、德化街、作坊街等街道外，其余各街水深1—2尺，路断人稀，商业凋零。
  城市居民每天能吃两餐者寥寥无几，大部分一餐度日，市场粮价一日数涨，穷苦市民无力购粮，只好买些杂草煮食，或到郊外剥些榆树皮粉碎充饥。至1943年2、3月间，市民被饿死者，起初还用薄板棺材殡埋，之后饿死者日益增多，家属无钱购置棺材，就用芦席将尸体一卷，由亲友抬到郊外埋葬。
  前往皖北及豫南各县逃荒的西华、扶沟等地的灾民，鸠形鹄面，骨瘦如柴。他们路过周口时摇摇晃晃，呻吟哀叹，连饿带累，有的死在路旁，有的倒毙在沙河桥上。

河南省第七行政区淮阳专员公署因淮阳被日寇侵占，早于数年前迁至周口南寨黄杏樵别墅。他们这些官僚只会作福作威，养尊处优，对于周口一带发生的如此严重的灾情熟视无睹，有些官僚甚至勾结粮商，乘机抢购粮食，囤积居奇，大发横财。
  同年农历3月初，每市斤面粉售价高达数元，灾民闻而生畏，叫苦连天，而粮商却喜形于色，正如谚语所说的：“家有三石粮，盼望粮价涨”。据笔者所知：周口有两三户粮商，在灾年以粮食放高利贷吃一斗还二斗，廉价收买灾民土地300余亩。在买地时粮商分期付粮，而且粮食质次价高，然而灾民对这些奸商还得表示“感恩戴德”，否则，他们将拒绝购买灾民土地。
  这些粮商从安徽六安把大米、豆饼源源运往周口，一天几次涨价，专署不加干预，任其随意盘剥。粮商们却振振有词地说：“早晚市价不同，目下一言为定。”他们把粮食运到周口后，即向官府请客送礼，公然行贿。在大灾之年饭店生意倒十分兴隆，粮商朝夕在大饭店请客，灯红酒绿，觥筹交错，真可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

1943年农历3月上旬，地方政府奉上级指示，平抑粮价。奸商们共商对策，把粮食暗藏起来，不向市场出售，以致农村树皮被剥光，河里杂草尽被捞完，灾民饿死者与日俱增。3月中旬，国民党河南省政府派员到周口视察灾情，经过数天察访，看到灾情特别严重，通过汇报，省政府三令五申责成七区专署迅速设法救灾。
  七区专署迫于上级命令，不得已才建立救灾委员会，由七区专员朱国衡任主任，周家口警备司令廖运泽任副主任，委员由地方各界知名人士殷荩臣、党国贤、唐朗斋、李子务、李绍蘧、关衡堂、吴凤翔等担任。在周口西寨五龙宫设立施粥场，赈款由政府拨付一部分。周口开明士绅李绍蘧（李八少）捐出巨款，带动其他殷商富户解囊捐助。
  粥场设立后，周口红十字会特别支持，该会委派得力人员购买小米，印发粥票，由殷荩臣老先生负责登记发票。他不辞劳苦沿河堤至各灾棚察访、登记、发票，灾民凭票到五龙宫粥场领粥。每日每张票可领一大马勺小米粥，约有三碗，一人可以吃饱。灾民由五龙宫前门排队进场领粥，由粥场后门出去。
  由于专署派人维持秩序，加之殷荩臣、唐朗斋终天守在粥场，尽职尽责，秩序良好。

3月下旬细雨蒙蒙，殷荩臣老先生年逾半百，体质衰弱，但他忠于职守，带病工作，东奔西走，亲自查看盛粥的马勺盛得是否满，并搜集灾民反映，不足之处及时纠正。他甘尽义务，不取报酬，其余委员只挂虚名，不干实事。
  周口三青团雇员周鸿善、股长汪建华，当时也被派往粥场服务。他们在殷老先生的影响下，夜晚轮班下去巡查，统计每日领粥人数，逐日上报。粥场熬粥由红十字会派人到仓库领米，连夜煮熬，按时发放。熬粥由总务股汪建华负责，保质保量。特别值得称赞的是，殷荩臣老先生白天在粥场检查质量，安慰灾民，晚上监视发票直至深夜，认真负责，以身作则，为了救灾捐献巨款，深受粥场工作人员及广大灾民的爱戴。
  

1943年农历三月底，麦已抽穗，外地灾民纷纷返乡，到粥场领粥者日渐减少，至4月上旬施粥结束。灾民为了表示感谢，特向周口红十字会赠送匾额一块，由周口拔贡李仲吉题词，上书“惠及灾黎”。

与施粥场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周口保育院。该院亦于1943年春设立，地址在周口北寨大油坊街南头路东，专门收养流落街头的灾童，约有近百人。
  经费由周口救灾委员会拨付，由世界万字会（其会徽为 ）周口分会派人主持工作，另雇一些人员处理日常事务。由于该院克扣灾童口粮及管理不善，有些灾童被活活饿死，群情激愤，舆论哗然。当时周口小报也于报端抨击斥责，有云：“周口成立保育院，十人见了九人叹……”。
  

此外，市郊有些农民因长期忍饥挨饿，肠胃消化机能衰退，二麦将要成熟时，为了充饥，急不可待，便将麦子做成“捻串”，由于吃得太多而被撑死者，大有人在。

这一史料乃笔者亲自经历，但为了使其完善、准确，笔者特走访在粥场工作的周鸿善及五龙宫附近居民李书堂等同志，还访问了80多岁高龄的赵占鳌老先生，请他们详细讲述有关情况，特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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