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刘赞

李隆郅:风浴、雨浴、自然浴……毛泽东为何有“麓山情怀”?

岳麓山海拔不高,只有300.8米李隆郅。公元268年(西晋泰始四年),僧人竺法崇在此建立古麓山寺,开启湖湘宗教文明先声,后经历代高僧加持,至南北朝时期进入香火鼎盛阶段。公元520年许,陈朝少年欧阳頠在麓山寺旁结庐苦读,成就大将军之路,被传为一方佳话。此后文人墨客纷纷踏至而来,唐代诗人张九龄、宋之问、杜甫、韩愈、刘禹锡、柳宗元、僧齐己等或是在此把酒言欢,或是临行送别,亦或是唱和吟咏,从此儒佛文化在这里汇聚交融。

李隆郅:风浴、雨浴、自然浴……毛泽东为何有“麓山情怀”?

公元976年(宋开宝九年)潭洲太守朱洞创建岳麓书院,迎来鸿儒巨学,开辟“会讲”先河,成就湖湘文宗学府,奠定湖湘文坛历史地位李隆郅。公元1478年(明成化十四年)吉简王朱见浚在山顶修建“洞真观”,给这座山烙上了“儒释道”共融的文化符号。至近代以来,湖湘文化繁荣昌盛,英才豪杰辈出不穷,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等“中兴”名臣宵旰图治,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等维新先师革新图强,黄兴、蔡锷、蒋翊武、宋教仁等辛亥先驱图国忘死,抗日战场上湖湘儿女血染山河救亡图存。长久以来,此山人文荟萃、书院弦歌不绝,在这座青山之上,不断加持的文化光环,使她成为湖湘文化的精神高地,历久弥新且愈加浓厚。

李隆郅:风浴、雨浴、自然浴……毛泽东为何有“麓山情怀”?

毛泽东读书求学期间李隆郅,以黄兴、蔡锷、蒋翊武、陈天华为首的近代湘籍民主革命群体,有数十人先后长眠在这里。他们投身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在孙中山的统领下推翻了2000多年的封建制度,为中国现代化道路扫除了最大的障碍,翻开了中国近代史新的一页。从韶山来到长沙的毛泽东,见证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全部过程,从邂逅岳麓山,到熟悉岳麓山,到迷恋岳麓山,到保护岳麓山,在他心里深深种下了“岳麓情结”。

李隆郅:风浴、雨浴、自然浴……毛泽东为何有“麓山情怀”?

同时,毛泽东是个大诗人,对山情有独钟。在他发表的诗词作品中,以山为主题或吟咏涉及到山的占据将近一半。涉及岳麓山的有3首,分别是《送纵宇一郎东行》《沁园春•长沙》以及《七律•和周世钊同志》,据说与罗章龙还有一首联句《初登云麓宫》,翻阅史籍未有定论。郭沫若曾经对毛泽东咏山名篇有一句精僻的评语:“山也亦人也”。这三首诗词的创作年代从青年求学到踏上革命,再到新中国成立以后,贯穿他人生最重要的三个阶段,由此可见毛泽东于岳麓山情感之深。

李隆郅:风浴、雨浴、自然浴……毛泽东为何有“麓山情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每一个红色旅游景点都是一个常学常新的生动课堂,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智慧和道德滋养。要把这些革命传统资源作为开展爱国主义和党性教育的生动教材。”今天就让我们走近岳麓山,去了解这座湖湘人文高地蕴含的“红色精神”,去解读一代伟人在这里被点燃的“革命火种”。

李隆郅:风浴、雨浴、自然浴……毛泽东为何有“麓山情怀”?

“投笔从戎”的革命情怀

李隆郅:风浴、雨浴、自然浴……毛泽东为何有“麓山情怀”?

第一师范和岳麓山仅一江之隔,古时候学子都是通过从朱张渡乘船,往来于岳麓书院和城南书院之间。岳麓山历来都是湖南的风景名胜大山和文化宝地,山上留存有大量的对联、书法和碑刻,同时还流传有很多的民间故事、神话传说。酷爱历史文化且喜好登山的毛泽东,在课余时间常常与同学来到岳麓山游览,他们或是一起读书求索知识,或是一起共论天下探求时事,或是登山强健体魄。

1911年,毛泽东从湘潭来到长沙求学,就读于湘乡驻省城中学。从乡村来到城市,让他对新知识产生了强烈的渴望。在这里,他看到了自己有史以来从未接触过的一些知识内容。甚至在听到黄花岗起义失败后,他还公开发表文章,评论政见:“只有赶走帝国主义,推翻腐朽的清朝政府,中国才有出路,才能生存;应该把孙中山从日本请回来,担任新政府的总统,康有为任国务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为此,他还剪掉了自己的辫子。

半年后,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爆发,听完革命党人在学校的演讲,毛泽东号召同学们拥护革命主张,推翻清朝,建立民国。而且他自己也是说做就做,10月下旬便投笔从戎。他本来是和同学结伴要去汉口的,因为演讲的革命党人是黎元洪的属下,但他听说汉口很潮湿,准备找同乡借钱买双雨鞋。在他准备去借钱的时候,正好湖南也起义了,他决定就近入伍。

就这样,毛泽东进入了湖南新军第二十五混成协,在第五十标第一营左队,当上了一名列兵,当时他的副目是彭友胜。长沙的革命起义成功后,湖南都督焦达峰、副都督陈作新立即派出标营驰援武汉,成为全国第一个响应武昌起义的省份。在岳麓山上目前有两座辛亥合葬墓,一座是“辛亥援鄂汉阳阵亡将士墓”,另一座是“辛亥援鄂民五护国阵亡将士墓”,这里面埋葬有支援武汉的辛亥志士骸骨。这些人既是毛泽东曾经的“战友”,也算是他最初接触到的革命思想“盟友”。

1912年的2月份,溥仪宣布退位,2000多年的封建统治宣告结束。毛泽东看到革命成功,决定继续去求学,于是提出退伍。彭友胜等人也是表示支持,知道他喜欢吃红烧肉,特意凑钱请他吃了一顿饭,在后来延安的回忆中还曾提及此事。离开军队后,毛泽东几经入学,最终进入第一师范。

毛泽东在长沙求学期间,正值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战争、护法战争等重大历史时期,他深受黄兴、蔡锷、蒋翊武、焦达峰、陈天华、禹之谟等湘籍革命党人思想影响,他当时投笔从戎的理想,就是“推翻清朝政府的封建统治,拯救中国。”1936年与斯诺谈话中,他回忆30年前读了陈天华《警世钟》对自己的影响时说:“我现在还记得这本小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同时,毛泽东还将禹之谟领导的“公葬湘籍英烈陈天华、姚宏业”的斗争,誉为“惊天动地可纪的一桩事”。

1917年,黄兴国葬岳麓山时,24岁的青年学生毛泽东同萧三联名写信给来长沙参加黄兴葬礼的宫崎寅藏,说道:“先生之于黄公,生以精神助之,死以涕泪吊之,今将葬矣,波涛万里,又复临穴送棺。高谊贯于日月,精诚动乎鬼神,此天下所希闻,古今所未有也。植藩、泽东湘之学生,尝读诗书,颇立志气。今者愿一望见丰采,聆听宏教,唯先生实赐容接,幸甚幸甚!”。后来,有人曾向萧三询问此事具体详情。萧三在1979年5月31日复信说:“宫崎寅藏到了长沙,故我们请见他,但没有见面,根据我的记忆,毛泽东青年时代最初崇拜梁启超,喜读《新民丛报》,后来知道有同盟会,对孙文、黄兴非常崇拜,他多次谈过,孙文、黄兴是伟人。”

“征友”问学的求知情怀

(青年毛泽东。)

“征友”相约见面,是毛泽东与岳麓山真正的缘起。1915年,毛泽东领导的“学潮”运动将一师的校长张干逼走以后,学校先后换了三个校长。管理老套、教学死板的状况,让心高气傲的毛泽东感觉没有办法再呆下去,打算离开学校,去寻找伟大的理想和抱负。

他曾经给朋友写信:“我真是不愿意在学校学习了,希望你回来,我们组织个团体,自己学习。我昨天晚上曾三次到校长那里要求退学”。当时他提出退学要求的,正是第一师范的老校长孔昭绶,此次回来继续担任校长,正是想开创民主教育。他通过了解,对毛泽东的才气和能力十分看重,在问明原委后没有批准申请,也没有严厉地批评,只是希望毛泽东再观察、等待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学校进行了大量的教育革新,废除了很多的陈旧校规,也推出了新型的教学观念。这些改革与毛泽东的想法不谋而合,于是他重拾信心,打消了退学的念头。

他通过到图书馆看书、听讲座来加强自修。通过社会实践来培养自身独立思考、独立生活的能力。毛泽东曾在1915年7月给萧子升的信中写道:“弟近来所见寸进,于书本得者少,于质疑问难者多。尽舍谭(谈)论而专求之书,其陋莫甚,虽至今昏懵如前,未可知也。”他认为朋友之间,互相辩论问题和难点,显然更利于思想的深入。

与此同时,毛泽东化名为“二十八画生”,在长沙各学校发布征友启示。启事原文中有“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之语。全文表达的大概意思是:“中国正处于危机存亡之秋,特邀请有志爱国工作的青年组织团体,砥砺品行,储蓄才能,共同寻求救国之道。”并指出征求的青年朋友要对学问、时政感兴趣,能吃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为国捐驱。他想通过这种方法,既达到强化学习交流、增长见识的目的,同时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关于交友的最终结果,毛泽东曾给萧子升的信件中写道:“近以友不博则见不广,少年学问寡成,壮岁事功难立,乃发内宣,所以效嘤鸣而求友声,至今数日,应者尚寡。兹附上一纸,贵校有贤者,可为介绍。”后来,毛泽东在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曾回忆说交到了“三个半”朋友,有两个因为理想不同已经淡忘,所以只剩“一个半”。

《恰同学少年》电视剧中有这么一个情节,毛泽东交友第一个见面的叫“纵宇一郎”,真名叫罗章龙,是长郡中学的学生,他们相约在定王台的湖南省立图书馆见面,他们聊政治、经济,聊宇宙、人生,从上午一直聊到打佯,彼此很有收获。临行时,毛泽东脱口而出:愿结“管鲍之谊”。第二个见面的叫李隆郅,也是长郡中学的学生。毛泽东与李隆郅相约见面的地方,正是岳麓山脚的爱晚亭。

(《恰同学少年》剧照。)

这是一个周末,毛泽东清早就吃完早饭,从学校往爱晚亭赶。因为来得太早的缘故,加上前两天和罗章龙的交流收获很大,他心里对这次见面很是急切,感觉有点坐立不安。这时候,旁边的石道上出现了一个少年,短发、眉清目秀、嘴唇丰厚,步履谨慎的走向了亭子,看着局促不安的毛泽东腼腆的问道“二十八画生?”。毛泽东笑了一声,向他出示了交往信件证明身份。这次见面与罗章龙见面不一样,李隆郅说想听听毛泽东交友的原因和目的。于是毛泽东便从为什么征友讲起,他说:“我们都是民国新时代的青年,天下者,青年之天下也。青年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就要寻找更多志同道合的同志。古有高山流水,管鲍之谊,我们今天更应该与一切有志于救国的青年团结在一起……”。

毛泽东在亭子里边走边讲,越来越起劲,不停的挥动手臂,声音也越来越大,他说“梁启超先生讲过,今日之责任,全在我少年。少年强则中国强,少年进步则中国进步,少年雄于地球,则中国雄于地球……要以我万丈之雄心,蒸蒸向上,大呼无畏,大呼猛进,洗涤中国之旧,开发中国之新,何事不成……”。他越说越起劲,道:“莽莽乾坤,纵横八荒,谁堪与我青年匹敌?纵一人之力有限,合我进步青年之力,则必滔滔而成洪流,冲决一切,势不可挡,为我中华迎来一崭新世界!”他讲得十分激动,以致于讲完后,额角都已经冒起了汗珠,眼晴里也满是炽热。他安静下来,等待着李隆郅回应,而李隆郅却完全沉浸在毛泽东的慷慨演讲里,半响才回过神来,只问了一句“毛兄……说完了?”。毛泽东答道:“说完了”。李隆郅一言不发,转身就要走。毛泽东呆住了,问他“你要去哪里?”。李隆郅答道:“你不是讲完了?”。毛泽东说:“你不是还没讲吗?”。李隆郅理都没理他,飞奔着就下山了。毛泽东哭笑不得,但又没办法,只好让他走。

在这交到的“一个半”朋友中,罗章龙算实实在在的一个。1915年深冬,毛泽东邀罗章龙共攀岳麓山。清晨,出长沙南门,到朱张渡泛舟过江,在茶亭讨论朱熹、张栻二人在湖南留下的学术影响。至自卑亭稍稍休息后,二人议定,从凤凰山、天马山南北两路登云麓宫,先到为胜。

当时正值大雪封山,冰凌嵯峨,不见鸟迹人踪。两人在凛冽的朔风中,踏着积雪冰泥,艰难前行。足足有两个来小时,罗章龙登上了北海碑亭,从树丛间隙看见毛泽东还颇为艰难地在印心小屋的小路上行。二人会合后,一同登上了山顶的云麓宫,自是一番指点江山,良多感慨。直至傍晚时分才下山,又在赫曦台驻足,读了当年朱张二人的联韵诗:“泛舟长沙渚,振策湘山岑。烟云渺变化,宇宙穷高深。怀古壮士志,忧时君子心。寄言尘中客,莽苍谁能寻。”此刻,毛罗这一对挚友的情怀不也如此吗?一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已是80高龄的罗章龙在《亢斋汗漫游诗话》中,还记忆犹新地说,当时“我们”留下了一首诗,《初登云麓宫》联句:共泛朱张渡,层冰涨橘汀。鸟啼枫径寂,木落翠微冥。攀险呼俦侣,盘空识健翎。赫曦联韵在,千载德犹馨。在漫长的革命道路上,他们先后一起发起创办新民学会、携手北上、参加五四运动、建立共产主义小组、进入共产党早期领导核心,彼此之间往来匪浅。

关于算“半个朋友”的李隆郅,七年之后他们又再次见面了。1921年,从法国留学回来的李隆郅,到中共湘区委员会报到,毛泽东正是湘区书记。他把李隆郅安排住在家里,期间还提议李隆郅改名,先是按谐音改成“李能至”,后又更名为“李立三”。后来李立三成为了早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中国工人运动领袖,组织了安源大罢工。由此也折射出,在爱晚亭的见面,虽然当时没有过多交流,但事实上毛泽东的一席演讲,对这“半个朋友”是有着深远影响的,似有“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之感。

“野蛮体魄”的奋斗情怀

1917年4月1日,毛泽东在进步杂志《新青年》上发表了“体育之研究”文章,介绍了他采用的体育锻炼项目:有“日光浴、风浴、雨浴、冷水浴、游泳、登山、露营、长途跋涉以及体操和拳术等”,他认为这些方法,既锻炼身体,也锻炼意志。他还在日记本上写道:“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据刘昂(蔡和森外甥女)回忆,有一天傍晚,毛泽东进门就喊:“和森,我们一起爬岳麓山去!”他们去的时候天晴,后来下起了倾盆大雨。直到第二天天气放晴才回来,蔡和森母亲关心的问他们晚上在哪里躲雨,他们回答:“我们走到禹王碑,碰到下大雨,干脆洗了个天水澡。”这种在大风大雨中爬山的体验,逐步成为他们的一种共同爱好。他们经常从爱晚亭出发,一路爬到山顶的云麓宫,再又从云麓宫走回爱晚亭,既不张伞,也不戴斗笠,让雨水淋湿全身。再穿着全身湿透的衣服到半学斋或周家台子蔡和森家里畅谈一番,再回到自己的住处,他们称之为“雨浴”。

杨昌济并不反对他们这种锻炼方法,有一回在其他学校演讲的时候,还专门向别的学校学生介绍这种活动。说这是学习《尚书尧典》上面,尧在考察舜的时候,舜“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的做法。并且称赞这种锻炼活动,有培养抵抗自然界和一切外界侵袭的勇气和意志的作用。

除了“雨浴”,空气浴、大风浴、露宿也是他们经常一起的活动内容。据《张昆弟年谱》日记的记载,1917年9月23日:“今日早起,同蔡毛二君由蔡君居侧上岳麓,沿山脊而行,至书院后下山,凉风大发,空气清爽。空气浴,大风浴,胸襟洞澈,旷然有远俗之概。”直到中午11时才回去。

(《恰同学少年》剧照。)

同时,他们经常在岳麓山云麓宫、爱晚亭一带的深山野林,以及橘子洲头和学校后山的君子亭,通宵开展野营露宿。关于露营有着这样一则记载:“当夜幕降临,岳麓山游人渐渐稀少。毛泽东等几个露营的同志,携着小小的篾席,一路走到亭子上,乘凉说话,一直到夜深人静时。他们把席子铺在亭子里或亭边的草地上,为了保障空气新鲜,彼此的席子铺得有相当的距离。有一天早晨,几个游人来到岳麓山,见庙旁露天底下一条长凳上睡着一个人,头脚用报纸盖着。游人吵醒了他,他动了一动,翻过身,收拾好报纸,起身就走了。这个人就是毛泽东。原来,山上夏天夜晚蚊子多,他只好用报纸盖着身子睡觉。这种露宿活动,甚至到了下霜的日子,他们还在坚持。”

学校同学之中,毛泽东和蔡和森、张昆弟志同道合,他们经常一起结伴到岳麓山活动,一同研究学问,锻炼身体,探讨个人前途和国家大事,被大家誉为“岳麓三杰”。加之他们治学、品行在班上都是最好的,得到了全校师生的一致好评。1917年6月,一师开展考查学生学业和操行的“人物互选”(民意测验性质)活动,每人至多可以投三票,每票只能选一人。全校12个班,575人参加,毛泽东位列第1,张昆弟第4。在《张昆弟日记》记载的64天里,他们雨浴1次,露宿2次,登山5次,游泳24次。游泳、爬山、冷水浴等项目,毛泽东坚持了几十年,一直到逝世前。他曾回忆说:“这对于增强我的体格大概有很多帮助。我后来在华南多次往返行军中,从江西到西北的长征中,特别需要这样的体格。”

2020年4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一所小学调研时说道:“现在孩子普遍眼镜化,这是我的隐忧。还有身体的健康程度,由于体育锻炼少,有所下降。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我说的‘野蛮其体魄’就是强身健体。”健康的体魄、坚强的意志、乐观的态度,是振兴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基础条件。青少年增强体质、促进健康,关乎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这是“重事、大事”,也是“急事、要事”。

“岳麓新村”的理想情怀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指出“伦理的觉悟是吾人最后之觉悟”,标志着初期新文化运动的到来。很快,勤奋好学的毛泽东和他的同学们就聚集在《新青年》周围,他们开始探索“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等问题。从1915年至1917年,他们通过上百次的讨论,得出结论:“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生活”。

1917年5月,谭延闿二次督湘,杨昌济联络易培基、杨树达、胡元倓等向省政府进言创办湖南大学,建议被采纳后,杨昌济被任命为筹备办主任。开始,筹备办就设在杨昌济家里,后来迁到岳麓书院。经杨昌济同意,毛泽东与蔡和森、张昆弟、陈书农、熊子容等人,一同搬进了岳麓书院的半学斋,即“湖南大学筹备处”,就在半学斋里开始了他们寄住在岳麓山下的生活。爱晚亭离半学斋很近,一有空闲,他们便相约一起到亭里子看书、谈论,夏天就在这里露宿、乘凉。他们都是穷学生,完成自学之外,每天过着脚穿草鞋,上山砍柴、自己挑水,用蚕豆拌着大米煮着吃的清苦生活。但他们不愁穷、不怕苦,每天照常读自己爱读的书,有时集中在爱晚亭或云麓宫讨论哲学以及时事问题。

在岳麓山下的这一段寄住生活,让他们渐渐的产生了一个新的“梦想”,那就是建设一个“新村”,建立一种他们理想中的人人平等、互相友爱的“新村”生活。在这里,他们时常围绕“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生活”进行深入讨论,他们“顿觉静的生活与孤独的生活之非,一个翻转而为动的生活与团体生活之追求”。1917年冬天,毛泽东、蔡和森等开始酝酿组织一个团体,立即得到同学们的响应。1918年4月14日,“新民学会”这个“建党先声”的团体,在岳麓山下蔡和森家里正式组建。

1918年6月,毛泽东从第一师范毕业。他和志同道合的同学成立“工读同志会”,进行自己“新村”梦想的试验。毛泽东认为,学校只是施行教育的一个方面,另外还有家庭和社会。如果只对学校教育改革,不同时改良家庭与社会。那么就是所谓的“举中而遗其上下,得其一而失其二也”。

他们经过调查,发现大多学生在毕业之后,“多鸳都市而不乐田园。农村的生活非其所习,从而不为所乐。”于是,农村无学生,便缺少“中坚之人”去推行“美满”的社会改造方案。为此,他潜心构想了一个极具理想色彩的“新村”计划,设计了“新学校、新教育、新社会”三位一体的总体构架。他认为创造新学校、实施新教育,必须与创造新家庭新社会联系起来。学生是创造新家庭的成员,也是能够成为创造新社会的种子。他很欣赏俄罗斯青年为传播社会主义,多入农村与农民杂处的做法。所以进而在他的“新村”计划中规定,“新学校”学生们的工作场所“必在农村之中”,学生的工作内容“必为农村之工作”。目的是要“养成乐于农村之习惯”。其次,生活在“新村”里的新人们,实行“一边读书,一边工作”。

青年毛泽东这样安排一天的时间:睡眠8小时,游息4小时,自习4小时,教授4小时,工作4小时。工作之事项,“全然农村的”,包括种园、种田、种林、畜牧、种桑、鸡鱼6项。具体说来:“种园有二,一种花木,为花园。一种蔬菜,为菜园,二者相当于今人所称之学校园,再扩充之,则为植物园。种田以棉与稻为主,大小麦、高梁、蜀黍等亦可间种,种林须得山地,学生一朝手植,虽出校而仍留所造之材,可增其回念旧游爱重母校之心。畜牧如牛、羊、猪等,在可能畜养之范围内,皆可分别畜养。育蚕须先种桑,桑成饲蚕,男女生皆可为。养鸡鱼,亦生产之一项,学生所喜为者也。”再次,这个新学校、新家庭、新社会三位一体的“新村”,里面有“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等,是一个农林牧副渔工各业俱全的自给自足的单位。

此时吴佩孚、张敬尧部队已打进湖南,军阀混战、校舍被占,他们过着的是有一顿没一顿的生活,但为了寻找这一处理想的新生活地点,他们全然没有考虑眼前的生活和个人前途问题,日日夜夜存在于他们头脑里和挂在他们嘴边的是:“自己向何处去,湖南往何处去,中国往何处去,用什么方法解决这许多复杂的问题?”岳麓山古迹中挂着的一副对联“四面云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在心头”(明嘉庆进士陈大纲为湖南岳阳楼题写的楹联),正好是他当时心情的写照。为此,他们几乎踏遍了岳麓山,踏遍了岳麓山附近的村落,反复商量、研究这些问题,同时为建设“新村”寻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

毛泽东曾在1919年《湖南教育月刊》上发表的“学生之工作”序言中说道:“我数年来梦想新社会新生活,而没有办法。七年春季,想邀数朋友在省城对岸‘岳麓山’设‘工读同志会’,从事半耕半读,因他们多不能久在湖南,我亦有北京之游,事无成议。今春回湘,再发生这种想象,乃有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议”,不久之后因“赴法勤工俭学”一事又再次耽搁。之后,毛泽东参观了王光祈试办的“女子工读互助团”,应彭璜之约在上海体验了工读生活,始终感到“殊无把握”。

在1920年11月25日给向警予的信中,毛泽东写道:“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唯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从1920年12月以后,‘新村主义’逐渐开始沉寂……。虽然从本质上来看,青年毛泽东的“新村”理想是一种“乌托邦”,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但这也成为了青年毛泽东等人思想转变的一大契机,他从“新村梦”改良道路救国的失败中吸取教训,推动转向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

“实事求是”的理论情怀

“实事求是”语出班固《汉书河间献王传》中的“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本意是做学问要注重事实根据,才能得出准确的结论。1917年,岳麓书院改建为“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校长宾步程题写“实事求是”匾额,并在两侧配上“工善其事必利其器,业精于勤而荒于嬉”的对联,以“工业”藏首联,勉励学生勤奋钻研,追求真理。当年毛泽东寄宿岳麓书院看见“实事求是”匾额,同样激发了他对“实事求是”的深入思考。在《恰同学少年》剧中,有这么一个片段:

毛泽东与周末“读书会”的同学一起来到岳麓书院。看到挂着的“千年学府”牌匾,萧子升说道:“有人说一大段的时间,才凝聚出一点历史,一大段的历史,才凝聚成一点文化,文化之重,自古使然。这里是中国千年文化之地,虽然只有这简单的四个字,但其中的份量,实有泰山之重。”蔡和森也发表了一番见解,他沉吟道:“自古以来,游名山大川,就有两种人:一种是明白人,积蕴深厚,胸中有丘壑,因此于简单处见文化,于平白处得性情;一种是糊涂人,只知道搜奇猎胜,更有人附庸风雅,不知所谓,实在糟踏了这些名山胜景。”

他们围绕“唯楚有才,于斯为盛”还有过一番争辩。向警予当时指着大家问道:“我们现在算不算于斯为盛?”陶斯咏笑着回答:“人家是千年书院,才敢这么说,我们算得了老几?”向警予不置与否,说道:“那一千年是过去的事情,以后说不定就是我们”。蔡和森回答说“不敢奢望”。萧子升却沉声说:“为什么不?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怎么就知道今后不是你我之辈呢?”

关于这些内容,我后来在一篇作文中找到了佐证。文章作者是罗学瓒,他写道:“人当视天下为一家,视中国犹一身。故天下有患,曰:我家之患也;中国有难,曰:我身之难也。我身家之患难,我必思所以排去之,挽救之,义务也。”又说:“吾侪受教育之人,亦即求吾国之人。此曰吾人之任,责无旁贷者也。”当时他们这群人,年龄最长的二十三四岁,最小的只有十多岁,能够心怀天下、忧国忧民,这是一种难得的境界和高尚的情操。

习总书记对书院大门这副对联印象也是非常深刻,2021年9月,他站在书院前坪,说:“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斯”,既是指湖南人才济济,代有才人出,也是指这个伟大的时代。新时代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青年人正逢其时。告诫学生:“希望你们不负青春、不负韶华、不负时代,珍惜时光,好好学习,系好人生的第一粒纽扣,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聪明才智。”

当最后来到“实事求是”牌匾下时,毛泽东解读道:“朱熹在读《中庸》时,《中庸》里面关于心和性他总是不得其解,就跟张栻讨论,张栻是胡宏的学生,认为‘未发就是性,已发就是心,主张‘先察实,然后再持养’,这就是湖湘学派经世致用的发端。其后湖湘学派把这种心性的修炼和经世致用结合起来,像张栻的时候,他研究《孙子兵法》,而且认为《孙子兵法》是每个儒生必须要研究的。王船山还在这里办了一个社团,叫‘行社’,行动的行。曾国藩也专门解释过实事求是,说实事求是就是‘格物致知’,研究学问要格物(探求规律),那个实事就是物,我们要格物就是要研究从实事中间来求得天理。朱夫子也好,王阳明也好,不管多少饱学先贤,也不过匆匆过客。只有从西汉就留传下来的这四个字,才是岳麓书院的精华,才是湖湘经世致用的根本所在。”

虽然电视剧不排除有创作的成份,事实上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的形成,与中国传统文化“实学”的影响是有密切关系的。毛泽东对三位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很感兴趣。一是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夫之,他反对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和“人生而有知”的先验论,而强调“行先知后”;二是实学思想家颜元,他主张“习动”“实学”“习行”“致用”几方面并重,主张培养文武兼备、经世致用的人才;三是顾炎武,毛泽东很推崇顾炎武“足迹半天下”“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的学风。

这三位反对理学的著名思想家都给青年毛泽东以深刻影响,毛泽东把他们的观点都抄录在自己的《讲堂录》中。他的《讲堂录》中还有关于曾国藩“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等言论的记载,并分析评论说,“古者为学,重在行事”“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所以,毛泽东很早就主张“既要读有字之书,也要读无字之书”,即要向实践学习。1917年暑期和1918年春,毛泽东同萧子升等先后到湖南一些县乡游学,进行社会调查。青年时期养成的这种尊重事实、注重调查的习惯,成为他日后提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雏形,他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都得益于他重视实事求是和调查研究。

1941年,毛泽东以《改造我们的学习》这篇光辉文献拉开了延安整风的序幕。在这篇文献中,他对“实事求是”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赋予“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内涵:“实事”不再是指古代文本,而是指“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不再指“是非”意义下的“是”,而是指“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也不简单是指考证,而是指深入“研究”。这里,毛泽东把“实事求是”的内涵,从考证文本的本意,转化为党的思想路线。延安整风最大的历史功绩,就是清除了以王明为代表的脱离实际、违背实事求是精神的教条主义流毒,使全党确立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使全党达到了空前的认识统一和组织团结,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胜利推进奠定了思想基础,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方法指南。

1943年中央党校修建了一座大礼堂,人们请范文澜先生题词。范文澜冥思苦想:“写什么呢?”他试着写了几张,自己都觉得不满意,忽然灵机一动:“请毛主席来写!”毛泽东应邀饱蘸浓墨,在两尺见方的麻纸上挥笔疾书,一连写了四张,一字一张,“实事求是”四个字遒劲有力的大字,展现在人们眼前。不久,这四个大字被刻在两尺见方的四块石料上,镶嵌在延安中央党校的大门口。

“重返岳麓”的初心情怀

爱晚亭是岳麓山人文中的精萃,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前,毛泽东曾经常在这里学习和策动中国革命,也是他青年时期的游息之处。1952年,湖南省人民政府拨款,对爱晚亭进行重修。湖南大学校长李达呈请毛主席题写“爱晚亭”匾额,主席欣然应允。1952年国庆日,李达校长作《爱晚亭重修记》:

爱晚亭附近,风景最好,是岳麓山的精萃所在,春日桃花照眼,冬来红叶满山,白鹤、青枫两泉,汇流于此,清澈可鉴。每当夕阳西下,晚霞与霜叶相衬托,织成一幅美丽的图画。工作之暇,来此游观,可以恢复一日之疲劳。

唐人杜牧诗云:“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此诗恰为此间风景写照。这是爱晚亭命名的由来。说起爱晚亭,它和我们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有一段历史关系,当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前二三年,毛主席曾两度寄居岳麓书院的半学斋,他和革命烈士蔡和森等,策划中国革命,经常用此亭作为讨论中国革命问题的会场,因而这亭成了毛主席从事革命的策源地之一。

这亭年久失修,特商请湖南省人民政府拨款,另行修建,将环境加以整理,落成之时,函请毛主席亲题匾额,悬于亭上,藉资景仰。

1955年6月19日,毛泽东从南昌转道来到长沙,提出要到湘江里“拱一拱”。当时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看到雨后湘江涨水、水质混浊,出于安全考虑,便和周世钊一起劝阻。周世钊提出建议:“湘江水涨,江面又宽又深,游泳也不方便。”主席笑着道:“你不要说外行话!庄子不是说过吗,‘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水越深,浮力越大,游泳起来当然越要便利些,你怎么反说不便呢?”这也是因为毛主席和周世钊是多年的好友,知道他文史知识丰富,所以引用经典,以此说服了他们。于是省委连夜安排,调动船只和游泳队员做好保障工作准备。

第二天上午,毛主席从河对面下水,一直游到橘子洲登岸,历时一个多小时。上岸后,他换了一身灰布衣服,戴了一顶草帽,从洲头沙滩登船,入小河赵洲港码头,再到山下的荣誉军人和干部疗养院,看望了100多位荣誉军人和疗养院里的干部战士。从疗养院出来后,他转乘汽车到岳麓山,旧地重游。

车队直接抵达白鹤泉,他接见了在白鹤泉等候的大教育家、语言文学家杨树达先生,随后一起登山。当时,岳麓山顶不通汽车,山势陡峭、道路曲折,大家只能踏着石阶步步攀登。省里特意准备了3顶轿子,准备给主席、程潜、杨树达等几个年长者乘坐,但只有毛泽东坚决不肯坐轿。他坚持带头步行,虽然路不好走,但他却走得很快,还和大家说说笑笑,一路上对岳麓山上的文化如数家珍。特别是对“一雨悬江白,孤城隔岸青”(作者程颂万,1865~1932年,湖南宁乡人),“西南云气来衡岳,日夜江声下洞庭”(作者黄道让,1837- 1891,湖南安福人,安福即今澧县)等岳麓山楹联,记忆犹新,为此还特意寻找了一番、询问下落。有关人员告诉他说:“岳麓山曾经过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火的摧残,新中国成立后才逐渐修复,但对联、诗词等尚来不及恢复原来面貌。”

登到山顶后,游了泳、爬完山的毛泽东感觉肚子有点饿,一看手表,快下午两点钟了。于是,提出要请大家在望湘亭吃午饭,请大家品尝湖南风味。并亲自点了红烧肉、炒猪肝、蔬菜、辣椒、鸡蛋汤(四菜一汤),另加一份他在学生时代露宿风餐时吃过的野果。他对随身警卫李银桥说:“今天我请客,请你们尝尝湖南菜。湖南菜的作法,离不开辣椒、豆豉、酱油、大火、红锅、煎炒,大家仔细尝尝。”

吃完饭后,毛泽东虽然消耗了大量体力,但是仍然神采奕奕,像年轻人一样,和大家有说有笑。周世钊便对毛泽东说:“你已经是六十多岁的人了,还能横渡湘江,攀登岳麓山,赛过许多年轻人。如果把今天的真实情况讲给青年人听,一定会使他们感到无比高兴,向您学习。”

下午3点多下山时,下起了小雨,于是一行直接来到了岳麓书院。在半学斋,毛泽东回忆起30多年前,和蔡和森曾经岳麓山下建设“新村”的实验,同时也聊到了年青时好友萧子升等人,和周世钊再次登上了赫曦台。

回家后,周世钊感于此行,心潮起伏、夜不能寐。作《七律•从毛主席登岳麓山至云麓宫》寄到北京:“滚滚江声走白沙,飘飘旗影卷红霞。直登云麓三千丈,来看长沙百万家。故国几年空兕虎,东风遍地绿桑麻。南巡已见升平乐,何用书生颂物华。”当年10月,毛泽东也赋下一首《七律•和周世钊同志》作为回应:“春江浩荡暂徘徊,又踏层峰望眼开。风起绿洲吹浪去,雨从青野上山来。尊前谈笑人依旧,域外鸡虫事可哀。莫叹韶华容易逝,卅年仍到赫曦台。”这首诗至今挂在岳麓书院里的赫曦台上。

这是毛泽东和昔日老朋友的互赠诗,所以最具有平民气。同时也是一首优美动人的政治抒情诗。全诗前半部分写景,景色壮丽,境界阔大;后半部分重在抒情,情真意切,胸襟放达。全诗由写景到抒情,从长沙写到国际社会,反映了一位领导者的博大胸怀和深沉思考。特别是“莫叹韶华容易逝,卅年仍到赫曦台”。这句诗反映了毛泽东豁达的胸襟和对中国前途充满着信心,也反映了他对往昔求学时“风华正茂、书生意气”的岁月,对故土田园的深深缅怀之情。

“绿水青山”的生态情怀

毛泽东吟咏岳麓山的风景,源自于《沁园春长沙》诗词。1925年的秋天,当时毛泽东从橘子洲头乘船出发,前往全国革命的中心——广州。此时他风华正茂,神采飞扬,热情奔放,才华横溢,意气风发。远看对岸“麓山红遍,层林尽染”美景,近观湘江碧绿清澈,眼前船只争相行驶,仰视雄鹰展翅高飞,俯看鱼儿轻快畅游。一个“看”字开头,从远及近、从高至低、从外及里,描绘了独立橘子洲头所见到的一幅色彩绚丽的秋景图。全篇诗词动静结合、对比鲜明、心情澎湃,既赞叹锦绣河山的壮美,又悲愤大好河山的沉沦。这也成为了他毕生难忘的画面。在整理成《毛泽东诗词集》以后,他以此作为开篇。

因为岳麓山与湖湘文化以及近代革命史的密切渊源和联系,1949年湖南和平解放,长沙警备司令部刚成立,便颁布了“保护岳麓名胜、严禁盗伐树木”的布告。之后在1957年成立了岳麓山管理所,使它得到很好的保护。1958年6月中旬,毛泽东在周小舟的陪同下游览岳麓山风景,他们驱车在溁湾镇至岳麓山的公路上。毛泽东探头从车窗向外远望,见到岳麓山上有些地方挖掘了石坑,还留得有像瀑布一样的溜石滑道,有的小山头被削去了半边,他当即问身边的周小舟:“岳麓山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周小舟回答可能是采矿石。毛泽东立即要求湖南省委赶快制止,不能因为采石破坏岳麓山的风景和面貌。新中国成立初期,山河破碎、经济凋敝,百废待兴。国家的首要任务,是要积极开展工业化和发展经济,把国民经济引入正轨,因此岳麓山也难免遭到破坏。但在毛泽东心中,“文化保护”与“经济建设”的博弈,孰轻孰重他权衡得十分清楚。长沙是历史文化名城,历史遗迹、文化古迹、人文底蕴,是城市生命的一部分。如果文化底蕴毁掉了,城市建得再新再好,也是缺乏生命力的。

上世纪50年代,岳麓山湖大至云麓宫的公路两旁、爱晚亭到麓山寺一带有为数不多的大树以外,其他的地方都是光秃秃的,从山下抬头就可看到山顶的云麓宫,还能看到黄兴墓和禹王碑。50年代末期,长沙市政府号召在岳麓山上植树造林,长沙市的机关单位和山下高校师生利用星期六义务劳动,纷纷上山植树,植树从山的北面向南展延(今枫林宾馆后),主要种植马尾松。至60年代,岳麓山开始种植茶叶,茶林在南面山顶的万景园附近,面积有120亩,由园林二队专事生产和管理,至今仍存63亩。另有一片橘园种在建设村、集贤村附近山坡上,种植无核蜜橘2230株,分早、中、晚三个品种,所以蜜橘成熟的十月初到十二月末,时常可见橙黄色的橘子挂满枝头。到70年代,通过不同时期的植树造林积累,岳麓山的新、老油茶林就有约500多亩。80年代后,植树造林已初显成效,放眼望去已经是满目葱茏。至2000年初,岳麓山森林覆盖率达到96%,爱晚亭清风峡一带已是古木参天。近年来,岳麓山大力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思想,以“两型景区”建设为着力,以生态治理为重点,以古树名木保护主线,打牢森林病虫害防治工作基础,打造红枫、映山红、紫荆等景观亮色,让岳麓山这颗镶嵌在古城长沙的绿色明珠更加灿烂夺目!

正如2018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所讲: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中华民族向来尊重自然、热爱自然,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孕育着丰富的生态文化。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

回望历史,100年前,“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发展奇迹和政治稳定奇迹;70多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现在,我们稳居世界第二大强国,“天眼”探空、“蛟龙”潜海、“神舟”飞天、“嫦娥”登月、墨子“传信”、高铁奔驰、北斗组网、超算“发威”……这些成就,岳麓山有着渊源,这些史实,岳麓山有过见证,这些故事,岳麓山还会继续讲好。

[责编:廖慧文]

[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