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惟庸案起于洪武十三年(1380年)正月，因御史中丞涂节告发左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陈宁等人谋反而起，后三人均被杀胡惟庸。洪武二十三年（1390）五月，太师、韩国公李善长遭御史弹奏，被逼自杀……该案前后历时十数年，被杀功臣及其家属达四万余人，连一向与胡惟庸关系疏远的开国将领、靖宁侯叶昇和开国文臣之首、明初诗文三大家之一的宋濂等人也未能幸免。
胡惟庸为相七年，大权独揽，时常不奏请朱元璋批准就擅自行事，“四方躁进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职者，争走其门”胡惟庸。以“擅权植党”罪处死胡惟庸，可以说胡是咎由自取，一点不冤，但就整个胡惟庸案来说，则是个天大的冤案。
拿李善长来说，他和胡惟庸关系密切不假，但其向来小心谨慎，在自己权势最大的时候都没有敢谋反，怎么可能会在年近七十的时候和胡惟庸串通谋反？在李善长被杀一年后，御史解缙曾冒死为其申冤，言李善长已是开国第一勋臣，即使帮胡惟庸成事也不过还是第一勋臣，况且当时他已经年迈，何苦如此颠倒？朱元璋看后没辩驳胡惟庸。可见朱元璋也清楚，杀李善长的理由是很扯的。
朱元璋杀李善长等人的真正原因应该是出于如下考虑：
一、夺回行政权，为子孙后代扫清管理障碍。在刚刚建国的时候，千头万绪，自私惨苛的朱元璋不能不用李善长等行政官僚来保障国家权力的运作，李善长、胡惟庸等人在权力运作的过程中自然会形成利益共同体，君权、相权处于一种微妙的动态平衡之中。等一切进入了轨道，生性多疑的朱元璋就不能容忍这些行政官僚的“胡作非为”，更担心他们将来给子孙后代“上眼药”， 诛杀胡惟庸、李善长等人只是早晚问题。
二、措财筹款之需。明初连年用兵，财政枯竭，怎么办？宰“肥猪”呗。在胡惟庸案中，朱元璋不仅将不顺眼的文官、桀骜的宿将诛杀，还将一切够得上籍没财产资格的一块割了韮菜，这是多好的致富捷径啊！
三、恐吓知识分子。朱元璋出身贫贱，既需要用知识分子又恐遭知识分子讥讽，所以他不能容忍知识分子稍有风骨，一代帝师宋濂为人低调，对朱元璋根本构不成任何威胁，也被以其孙宋慎与胡惟庸案有涉为由，遭流放而死。朱元璋所要的，是唯诺听命的知识分子，没有个人思想的驯仆，金丝笼里的画眉……
最后我想说的是，冤不冤其实也要看哪个话语系统。按当时大明王朝的话语系统，如果你真反了，那就不冤；没反，才可以叫冤。但是若超越传统的王朝话话系统，这些文臣武将，站在某一个角度，也没啥冤不冤的。因为你们是社会领头羊，却没有改变中国两千年的政治逻辑：文臣武将做帝王打江山的帮凶，帝王做文臣武将共享江山时的杀手。双方相生相杀，相辅相伐。一枚硬币的两面而已。任何文臣武将，在辅佐帝王起步之时，就应该想到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大结局。武将就不说了，头大脖子粗的，那文臣呢？作为最优秀的知识分子群体，为嘛两千年的历史循环里，就不给自己设计一个安全的体制或者堡垒呢？知识分子的存在，不是论证帝王权力的合理性，不是替帝王磨斧头，而是，如何把这个权力，放置到一个笼子里，替帝王钝斧头，做到权力的均衡与人道配置。可惜，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始终没有完成这个任务。这个，冷兵器时代就应该完成的。一旦走出冷兵器时代，知识分子手无缚鸡之力的那小样儿，更完不成了。所以，冤不冤的，我是不太在意的。个体的侥幸与否，与整个制度的悲剧，不成比例。
明朝的胡惟庸的名气虽然不比刘伯温，但是还是能和李善长相比的，主要原因有两个，洪武四大案其中一案就是胡惟庸，还有明朝的丞相制度就是在胡惟庸手里结束的。胡惟庸在明史里面是个关键人物。
胡惟庸，生年不详，濠州定远人，与李善长同乡。最开始是宁国知县，在李善长的推荐下，升至太常少卿。
洪武七年，担任右丞相，李善长是左丞相，左丞相比右丞相高。洪武十年，接替李善长接任左丞相。也就是明朝两个左丞相，一个是李善长，另外一个就是胡惟庸了，当然另外还有两个人担任过右丞相，那就是徐达与汪广洋。
胡惟庸还是很有才干的，所以朱元璋还是很宠信他的。胡惟庸坐丞相多年后，就比较不谨慎了，有很多事情不请示朱元璋就执行了，各部上来的奏章，他都要先看，对自己不利的，都扣下不送给朱元璋。
刘伯温生病的时候，朱元璋派胡惟庸带御医前去医治，而刘伯温吃了御医的药之后，不见好转，反而病死了。胡惟庸的侄女嫁给李善长的侄子，胡惟庸就更加的自负了。
他老家的井里，长出了石笋，高出水面数尺，很多人都说是吉兆，还有人说胡惟庸祖父的坟上还有火光，很亮，胡惟庸听了很高兴，就开始有了异心。
吉安侯陆仲亨与平凉侯费聚因事被朱元璋斥责，胡惟庸就暗中招揽了这两人，还让他们到外面去招兵买马。李存义是李善长的弟弟，胡惟庸女婿李佑的父亲，胡惟庸就让他暗中去游说李善长，李善长开始是拒绝的，后来也就同意了。
胡惟庸的儿子坐马车的时候坠死，胡惟庸就将马车夫给杀死了，朱元璋命胡惟庸偿命，胡惟庸就与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准备起事。
洪武十三年，涂节和商皓告发胡惟庸，最后朱元璋就诛杀了胡惟庸，陈宁，涂节，顺便把丞相把取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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