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恨梁武帝萧衍。太清三年，三月，侯景攻陷台城。八十六岁的梁武帝萧衍自知大势已去，才有了以上自嘲之语。他既是拨乱反正的开国之君，也是一手导致子孙失国的无道昏君，如此矛盾的人生，连《南史》作者李延寿都感慨其绝无仅有。
作为开国之君的萧衍为什么在晚年成了昏君梁武帝萧衍，不但使自身凄凉惨死，甚而还遗祸子孙呢？通常，我们评价一个君主，往往由盖棺定论反推得失，但这种方法对于一手开国又一手失国的萧衍，未免失之单薄。
所以梁武帝萧衍，我认为，由萧衍晚年的施政动机来分析其所作所为，则更能客观的表述他何以一步步走向“自我失之”的惨淡结局。
萧衍在晚年当然希望国富而兵强，统治安定，奈何年事已高，力不从心
出身兰陵萧氏的萧衍在39岁那年代齐称帝，建立梁朝，经过一系列的施政举措，南朝在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远远胜过陷于内乱之中的北魏。江南的繁荣营造了一种天下大治的假象，让执政多年的萧衍更加自信之余，也产生了志得意满的情绪。
而且，随着萧衍年事渐高，体力日衰，这种自信和自满就成了恋权而难专权的尴尬局面。不得已之下，他能做的就是依赖宗室，维系自身的权威和地位。
这么做，在太平年景自然可以通过权力平衡，收到一定效果。但这种平衡如果遭到不可控的外力冲击，将变得不堪一击，甚至会生发出反噬的恶果。
依赖宗室，镇守各地，稳定天下
有鉴于此前宋、齐的短命多出自于皇族内部自相残杀，萧衍在立国以后便一扫前代打压宗室的传统，努力刻意在表面上维护皇族内部的团结与和谐。所以，他对皇族子弟往往过于宽和与仁厚，甚至到了纵容的地步。
如临川王萧宏，一直对萧衍心怀怨愤，曾意图在他临幸光宅寺途中进行刺杀，失败以后又与永兴公主私通，合谋将其毒杀……这些罪行萧衍全都知道，被弟弟和女儿如此阴谋暗算，放在旁人身上，恐怕早就痛下杀手了，可他却一次又一次的予以宽宥、纵容。
究其原因在于，萧衍十分清楚皇族内部稳定，对于天下稳固的重要性。而自刘宋起皇族内部形成了一种血腥厮杀的畸形惯性，他对宗室选择宽纵和隐忍，在初衷上是为了打破这种政治传统、维护统治安定，进而做出一定程度的牺牲，但就影响而言，恐怕又事与愿违了。
不论如何，萧衍的努力至少在“侯景之乱”以前是卓有成效的，看起来兄友弟恭，父慈子孝。也正是基于这种基础，当他在年老体衰，对权力细节愈发无法一手掌握时，便更加依赖宗室，令诸子镇守地方，以备不测。
如以庐陵王萧续为雍州刺史，邵陵王萧纶为江州刺史，以中郎将权摄南徐州事等安排，包括湘州、益州、郢州、荆州等各大要地，都有萧衍的子孙镇守。部署严密，又相互制衡，在巩固萧氏统治的同时，又能防止一家独大，对朝廷形成尾大不掉之势。
这看起来是个万无一失的举措，有一大批子孙镇守地方，年事已高的萧衍也不必费尽心力抓权、固权，似乎从此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可惜，这个世界还有一种情况叫做“意外”，太清元年，意外出现了。
招降侯景，意图削弱北国
北朝大将侯景先后被高澄和宇文泰猜忌，无处容身的他又向南梁表示，愿意归顺。这就给南梁君臣出了道难题，甚至还在朝廷上引发过一场不小的争论。
大臣们忌惮于侯景“狡猾多计，反覆难知”，认为“纳侯景非宜”，而拒绝接纳这个二易其主的北朝叛将。不过，侯景的南附也带来了中原十三州的土地，这对梁武帝萧衍是个巨大的诱惑。如果能够将这十三州土地吃下，不但削弱了北朝实力，更使梁朝土地人口得以扩充，也是一箭双雕的好事。
在风险和诱惑面前，梁朝君臣有些选择两难。
诚然，萧衍也意识到接纳侯景的风险，觉得如果接纳侯景所献十三州土地，万一引发不测，将后悔莫及。但几经犹豫之下，他还是力排众议，接纳了侯景和他的土地，并以高官厚禄予以笼络，封其河南王、并使之持节督河南河北诸军事、大行台以及南豫州刺史。
由以上安排可以看出，侯景归附以后是以藩王形式存在于南梁“统治”之内的，在原有的十三州土地上，南梁朝廷的影响力微乎其微，他可以任意改动法律，招兵买马。不论是否以事后诸葛亮的角度去看，萧衍接纳侯景，无疑是接下了一颗烫手的火炭。
否则，以宇文泰之精明，又何以将中原十三州拱手相让呢？
除此以外，萧衍虽然接纳了侯景，但还是对这个数易其主的北朝胡人存了轻蔑之心，以至拒绝了侯景求娶王谢家女子的请求。
南朝门阀士族固然注重门第，但萧衍既然已经接纳了中原十三州的土地，何妨摆脱门第偏见，对寒门出身的侯景再进一步笼络，从王谢家择好女子嫁过去？
萧衍的高姿态虽然不会逼反了侯景，但仍会使不满逐渐累积，直到某日一齐爆发。
于是南梁与东魏的议和成了导火索，萧衍在这个过程中并没能很好的安抚侯景。也许在没有见诸史料的和谈中，他当真打算将其出卖也未可知。毕竟这个尾大不掉的烫手火炭已经很让人难受了。
侯景内心中积累的疑忌和不满在此一股脑爆发，终于发兵攻打健康。
从重用诸子镇守地方到侯景起兵，是萧衍掌控权力一再衰弱的外在表现，这个过程是八十六岁老人无法逆转的。所以，侯景叛乱只是失控的开始。
侯景起兵之初，萧氏诸王在长江上游拥有强大的实力，完全有能力抵挡叛军，但这些人中大多数却出于各自的私心选择了观望，坐看叛军攻入健康，坐看侯景饿死萧衍。
前有萧正德里应外合，后有梁元帝萧绎“坐观国变, 以为身幸”。尤其萧绎，不但自己不救君父，还阻止兄弟赴援，见邵陵王萧纶积极组织勤王，唯恐他成事，便命王僧辩率军讨伐。
萧衍维系皇族内部的和谐与团结并没有错，错在年老体衰，无力操控权力。这是帝制时期作为皇帝的悲哀，一旦年老，最亲近的人反而是最大的敌人。
希望安度晚年的同时，萧衍选择了向佛治国
年老体衰，心态萎靡 ，荒唐误国
萧衍从出仕到夺取天下，一路顺风顺水，短短数年间，就由七品小官成了面南背北的九五至尊。这让他的自信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认为普天之下已经尽在掌握。实际上，这种自信也是所有开国君主具备的共同特点。
在萧衍执政早期，这种自信往往带来的都是正面效果，比如他任人唯贤、崇尚儒学、励精图治。不论做什么，他都能游刃有余的驾驭权力，操控群臣。而到了古稀之年以后，这种自信被身体一日甚过一日的衰老渐渐侵蚀、摧垮，他开始变得任人唯亲、一心向佛、懒政怠政……
我们在关注帝王的这种变化时，往往忽略了他的年龄，如后来的唐玄宗，年轻时励精图治，将唐朝推向鼎盛，但在年老体衰时，看起来也如萧衍一般昏招迭出，终至酿成“安史之乱”毁掉大好局面。
要知道侯景发动兵变时，萧衍已经八十六岁，还能指望一个超过八十岁的老人还能拿出多少精力，在复杂的政治环境里进行博弈？
我们无从得知他的心态如何变化，但以史料推测、常理度之，如对死亡的恐惧，体力不济的无奈，往往都会严重影响到古代帝王的情绪，甚至产生怪异的行为。
如大通元年，萧衍在六十四岁时第一次孤身入寺为僧，既不对群臣交代国事，也不明确将帝位传于子嗣。而这次荒唐所为仅仅是开始，此后他又在大通三年和太清元年再度故技重施，入寺为僧。
行事如此儿戏、荒唐，已经超出了我们对开国皇帝的认知，他的懒政、怠政、任用奸佞也是在这一阶段开始出现。
如果这些荒唐的变化出现在一个普通老人身上，或许只是一个人的悲剧，但如果这个老人同时还是一位皇帝，可能就是整个国家的悲剧。
以“正法”乱政
梁武帝萧衍从推崇儒学到一心向佛的转变，起自何年何月，史料中并没有明确的记载。但他在即位初期推崇儒学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如其自述中不止一次透露出自己对儒学的推崇和认可，以及设馆教学这些推广儒学的举措，都可作为佐证。
除此以外，萧衍还在儒学仁政的理论指导下，积极施行富民养民政策，兴修水利，奖励耕织，使得南朝仓储殷实，而百姓乐业。但是这种繁华景象很快被“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另类景象所取代。
在这种虚幻景象下的现实情况是，在朝廷的扶持下，寺庙资产迅速膨胀，僧尼地位提高以后，大量人口也随之涌入佛寺。但佛寺资产无须缴纳税赋，这就导致了国库压力激增，只能增加税赋，以供应军政开支。这些负担，最终都要落在那些普通百姓身上。
南梁朝廷大力倡导佛教，社会风气也随之产生变化，渐渐形成了
“家家斋戒，人人忏礼，不务农桑，空谈彼岸。”的萎靡风气。久而久之，国势也开始走下坡路。
“兵挫于行间，吏空于官府，粟罄于惰游，货殚于泥木。”萧衍身处宫阙庙堂之中，只凭喜好心向“正法”，对民间的这种变化毫无察觉，甚至还启用僧人为官，围绕在他身边的多是朱异这种奸佞之徒，致使朝政败坏，积重难返。
侯景之所以能够顺利攻陷健康，除了萧正德的吃里爬外，萧衍诸子见死不救，更主要的原因在于萧衍本人自毁根基，如果朝中尚有栋梁将相坐镇，局面也不至于败坏如斯。
后世评价梁武帝萧衍“专听生奸，独任成乱”，在他年老体衰以后，这个问题几乎被无限放大。从孤身入寺出家，到以“正法”乱政，恐怕他到死都没能想清楚，自己何以到了“自我失之”的地步。
诚然，萧衍在晚年确曾试图巩固梁朝国势有所作为，无论以宗室镇守地方，还是招降侯景，意图削弱北朝，都是他做出过的努力。但身为一个八旬老人，他根本无力主导如此繁杂巨细的国事，稍有差池就会堕入万劫不复之地。
所以，萧衍最好的选择，就是在满八十岁时禅位太子萧纲，然后安享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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