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还算不上变法，只能算得上改革张居正简介。明朝万历年间（1573年-1620年）内阁首辅张居正为挽救明王朝，寻求一条自救的道路，张居正的改革措施得到了推行。
明朝中叶张居正简介，兼并土地的情况相当严重，政府的财政危机逐渐加重。张居正指出当时存在五大积弊：“曰宗室骄恣，曰庶官瘝旷，曰吏治因循，曰边备未修，曰财用大匮。”张居正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改革。和王安石变法的内容相比，张居正改革的深度和广度要小得多，很少触及制度层面，这样的好处是不至于引起王安石变法那么大的社会动荡，坏处就是治标不治本。下面分别从政治军事经济三个方面简单介绍一下。
在内政方面张居正简介，他首先整顿吏治，创制了“考成法”，严格考察各级官吏贯彻朝廷诏旨情况，要求定期向内阁报告地方政事实施情况，极大减少了惰政怠政，提高内阁实权，为推行新法做了组织准备。
军事方面，为了防御蒙古鞑靼入寇边关，张居正大胆培养和任用年轻有为的年轻将领，如戚继光守蓟门，李成梁镇辽东。对北方采用和平政策，允许鞑靼俺达汗进行茶马互市贸易，之后在二三十年中，明朝和鞑靼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农业生产有所发展。东部沿海地区分段设寨，修整兵船，严申海禁。在他当政的万历初年，基本上肃清了多年以来一直困扰明廷的“南倭北虏”的边患。
张居正改革在经济方面的成绩最为突出。“一条鞭法”符合时代发展，改善了明朝的财政危机。“一条鞭法”的主要内容是把各地田赋、徭役等各种杂征合并一起计算，按亩折算缴纳，大大简化了征收手续，解放了农业生产力，农民获得人身自由后，可以离开土地到城市工作，为加工业提供了更多劳动力来源。同时，由于无地的工商业者可以不纳丁银，这对工商业的发展也有积极作用。
另外，张居正还启用著名水利学家潘季驯治理黄河，使黄河不再南流入淮，变水患为水利，于是“田庐皆尽已出，数十年弃地转为耕桑”，而漕河也可直达北京，江南的粮食经过水路供应北方。
经过这次改革，强化了中央的行政能力，“考成法”基本上实现了“法之必行”、“言之必效”，“一条鞭法”使明政府的财政收入有了显著的增加，社会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国库盈余达六七百万两白银，储备粮食多达1300多万石，足够支用十年。
或许是因为担心造成更大的社会混乱才造成不敢大胆变法，所以，张居正改革只能是改革，而不是变法。张居正改革尽管让朝廷财政状况在短时间内明显改善，军事实力也明显回升，但并未改变明朝制度层面的诸多缺陷，对于明朝缺陷严重的宗室制度，没有提出有效的解决办法而是完全回避。晚明诸如土地兼并、税收、宗室、军事、财政等问题迟早还是会爆发出来。
加上他个人性格上的缺陷，贪财恋色，行事张扬也常为人诟病。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病死后，反对派立即群起攻讦，疯狂地进行反攻倒算。他们攻击张居正改革“务为烦碎”，清丈土地是“增税害民”，实行“一条鞭法”是乱了“祖制”。他们下令撤销了张居正死时特加的官爵和封号，进而查抄家产，是的所有的努力都灰飞烟灭，加速了明王朝的覆灭。
熟悉明史的人应该都知道人称“万历首辅”的张居正——明朝中后期政治家、改革家。作为五岁识字，七岁能通六经大义的天才，张居正不仅是大明的内阁首辅，也是当时年幼的明神宗的老师，是明代唯一生前就被授予太傅、太师荣誉职位的大臣，万历皇帝曾许诺照顾先生的子孙，然而，张居正却在病逝后被抄家，传言中并没有人为他求情，这是怎么一回事儿？
要解开这个疑惑，首先我们应该先了解张居正，这位明朝文臣因其巨大的历史功绩而被后世誉为“宰相之杰”，隶属中国古代十大名相之列。
明王朝经过两百多年的风风雨雨，到了嘉靖年间已是百病丛生、危机四伏。嘉靖皇帝陶醉于《庆云颂》的华面词藻，将朝政托付给奸相严嵩，严嵩父子趁机贪赃枉法。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内阁首辅张居正被推到了历史浪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整饬朝纲、巩固国防，推行一条鞭法，使危如累卵的明王朝重获勃勃生机。
但是古语有云“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功高震主”。这样一个优秀得耀眼的人，在当时理所当然成的为了其他官员和皇帝的眼中钉、肉中刺。
可能有人会说，虽然张居正可能威胁到了皇帝的地位，但作为张居正的学生，万历帝怎会“恩将仇报”呢？这就涉及到当时的特殊情况了，隆庆六年（1572），穆宗驾崩，十岁的朱翊钧即位。皇帝年幼，太后监国，张居正暂且代为主持大局。神宗即位以来，朝廷之事皆不用他插手，张居正已将事情办理妥当。闲来无事的万历皇帝渐渐喜欢上喝酒，为此，张居正曾好好地给他上过政治课，劝他赶快戒掉这等不良嗜好。但是，神宗毕竟长大了，也到了叛逆期，开始抵触和反抗张居正。他将饮酒一事当作反抗的一部分，不但没有戒酒，反倒愈演愈烈，发展到后来还惹出了事端。万历八年（1580），喝得不省人事的神宗命人痛打了太监冯保的养子一顿，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冯保自是不甘，将此事告诉了李太后。
李太后教子甚严，当下扬言要为天下人除害，废掉这不争气的皇帝，改立神宗的弟弟潞王为帝。神宗被吓得赶紧认错。后来此事以张居正替神宗写了篇“罪己诏”收场，但神宗渐渐“成熟”的心灵，片刻之间，发生了巨变，对张居正渐渐产生怨恨。
这样的情绪一直延续到了张居正病逝，年轻的万历皇帝终于真正的掌握了大权。张居正尸骨未寒之际，一场风暴袭来了。
神宗首先将矛头指向冯保，抄了其家，搜德大量金银珠宝，巨额财产历时一个多月才统计完，神宗是个贪财之人，这下子让他红了眼，坐不住了，打起了所谓奢侈糜烂的张居正的主意。
张居正改革得罪了大批官员，纵观古今，无论哪次改革都会触碰很多人的既得利益，由于张居正在变法改革中施行的清丈田亩等工作触犯了上流社会的既得利益，他生前本就处在和权贵的对抗中，死后墙倒众人推，有皇帝这个风向标，便很多人跟风出来报复他沾点这场瓜分利益的羹汁，尽管有人逆风给他求情了却也不起波澜。吏部尚书杨巍就曾反对抄家，认为张居正劳苦功高，此举恐伤天下臣民的心，以尧舜为例说明不可取。可神宗陷入疯狂中，在钱财的诱惑和常年积累的不甘愤恨下，哪还管什么“臣民寒心”，偏听偏信，认为张居正便是那罪大恶极的贪官，一门心思要抄家取钱。
谁曾想，在丘橓恶意报复下的抄家（当然主要是皇帝的大力支持），手段凶残至极，不仅搜刮出一笔不菲的钱财，给张家严重警告！后面连张居正的子孙也遭到清算，大儿子张敬修自杀，留下血书，群情激愤，朝廷上反对求情之潮盛起，内阁首辅和次辅都相继求情，潘季驯认为“治居正狱太急”并请求皇帝特别宽遇张居正年逾八十的母亲。
正是众臣的反对声使得神宗让步，草草结束了这场闹剧。我们不能绝对的说张居正死后没人求情，只是到了求情成功时却木已成舟，悲剧不能挽回。至此，被梁启超称为“明代唯一的大政治家”的张居正及他的故事落下帷幕。而世间已无张居正，再没有人可以挽救这个奄奄一息的王朝，我们也看到这个王朝一步步走向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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