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历史上做官为宦抑或是做其它营生的，中途翻车自来有，但即便这样也不能因此就一概“悔当初”，哪样的思维和想法是极其错误的明朝于谦、有害的。不仅是对理想的背叛，也是对自己的否定。更何况根本就没有操作性，因为人没有前后眼。
第二，雅化了君王与臣下的人格品行，高估了他们的觉悟。君王据龙庭，臣子跪脚下，既是职务也是身份，更是工作，其驱动力有理想和追求的成分，但其中必有求生存明朝于谦、求发展的问题。因此，在他们的世界里，虽然可能以其他冠冕堂皇的面目出现，但维护和争取自己的利益一定包含其中。
第三，方孝孺明朝于谦、于谦、张居正三人的身份和过往的行为决定了他们的命运。方孝孺作为受人文思想熏陶的硕儒和文坛领袖、朱元璋寄予厚望、朱允炆充分信任的肱骨大臣，面对朱棣的威胁，他能怎么样？倘若方孝孺如提问者所想的哪样投降朱棣，不仅朱棣不敢重用他，他也根本无法工作甚至生存，自己会遗臭万年，甚至还会祸及子孙。后世评价不会好过秦桧。于谦、张居正及其他人均如此，一人一看法，一时一变化，换皇帝臣子做不了主，皇帝改变主意也由不得大臣，只能被动接受，这就是臣下和被动方的命运或称宿命。
苏格拉底说：“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
这里说的于谦不是德云社“抽烟喝酒烫头”的于谦，而是明朝时的一位重臣。当明英宗在土木堡被鞑靼俘虏时，于谦率兵抵住了鞑靼的入侵，保全住了北京。他也以国家不能一日无君为出发点，推选了明英宗弟弟朱祁钰当皇帝。当然这就为以后两位皇帝之间的冲突埋下了伏笔。而张居正是万历时的首辅，他在任期间的改革为明朝打了一剂强心剂，使明朝得以回光返照。
要是论谁对明朝的贡献大，那无可厚非的是张居正，因为张居正进行的改革对于明朝来说是一场及时雨，当时明朝政治腐败，官吏之间狼狈为奸，百姓深受地主的剥削压迫，当时有“一亩官田七斗收，先将六斗送皇州，止留一斗完婚嫁，愁得人来好白头”和“为田追租未足怪，尽将官田作民卖，富家得田民纳租，年年旧租结新债”的歌谣，反映出当时社会情况的严峻。要是朝廷再不进行改革，可能会激化各种矛盾，引发各种各样的农民起义。所以明朝政府必然要进行一系列改革，以挽救濒临生死存亡之际的明朝。在这场改革运动中，张居正起了巨大作用，他在政治、经济、国防等各方面进行的改革，维护了明朝的统治，使得明朝统治得以延续下去。
总的来说，张居正的作用大于于谦，于谦只是在北京城安危面前表现地很从容淡定，稳住了大局，而张居正改革是福泽几代皇帝的改革。
明英宗朱祁镇盲目听信大太监王振之言，不顾朝臣反对，一意孤行。在没有做好万全之策的前提下，就率领五十万大军仓促出征蒙古，想要一举解决蒙古问题。结果刚到土木堡，就被早有准备的蒙古瓦刺太师也先的军队包围。由于事发突然，明英宗和他带领的明军顿时惊慌失措，乱作一团。最终五十万明军稍加抵抗就土崩瓦解，全军覆没，明英宗也屈辱的做了俘虏。
蒙古瓦刺太师也先率领大军挟持着朱祁镇向北京杀来，企图以此逼迫明国投降。在这个关系到国家命运的关健时刻，于谦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力排众议坚持改立郕王朱祁钰为新皇帝，并积极组织京城军民全力抵抗蒙古侵略者。也先见明国又有了新皇帝，也知道自己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阴谋彻底破产。再加上在北京军民众志成城面前无计可施，最后只能灰溜溜的退回蒙古。大明王朝在于谦的力挽狂澜下终于躲过一劫，说于谦再造大明朝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后来，朱祁镇乘景泰帝朱祁钰病重不能理政之机，在石亨、徐有贞等奸诈小人的帮助下，发动了夺门之变，又重新当了皇帝。朱祁镇心里也知道，于谦当初改立朱祁钰为皇帝是迫不得已，也是为了大明江山社稷着想。但朱祁镇为了证明他重登帝位是合乎礼法的，还是不得不狠心杀了于谦。在帝位合法与否的原则问题上，朱祁镇也只能如此选择。
岳飞之死，表面上是被秦桧以莫须有罪名害死的。其实岳飞之所以被杀，除了有秦桧这个奸贼的谗言起了一定作用外，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岳飞不知轻重卷入了储位之争。太子易立，历来是皇家禁忌，任何人卷入其中，都没有好下场。文官尚切如此，何况武将。尤其是岳飞还手握重兵，更是宋高宗赵构防范的重点对象。再加上岳飞一门心思要直捣黄龙，迎二圣还朝，更是惹赵构心中不快。在这种情况下，岳飞被杀也就不奇怪了。
于谦和岳飞两人，都是对各自国家有大功的人，他们本来应该被国家真心对待，颐养天年。但因为他们有意或无意的卷入了皇位更替，就被自己拼死保卫的国家无情的抛弃，残酷的杀害了。这就是那个时代精忠报国文武大臣们的悲哀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