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奉军新兵和土匪居多，而直系是北洋新军为核心！张作霖在1916年就任“奉天督军”，麾下仅奉军三个师两万余人，难以制衡冯德麟常荫槐、吴俊升等军阀，直到1918年“秦皇岛截械事件”，张作霖扩充军力至五万余，与黑龙江督军吴俊升、吉林督军鲍贵卿，共同掌控东北，成为世人所知的“东北王”。
至1922年4月直奉战争时常荫槐，仅四年时间，张作霖名义上拥兵20万，但透过史料可知，奉军快速扩张的代价是，多数是新兵和土匪兵，军纪极差且分属各个派系，造成各部之间难以形成配合，军事器械更是极为落后，面对北洋新军演化的直系，奉军正面碰撞而全面溃败。
除军纪与军械外，直系占据着地理上优势，归属辽西朝阳和锦州都在直系手中，辽西走廊自明代中期便扼守东北方向稳定，即便推进至山海关附近，山地天然防御直系进可攻退可守，加上获得当地民众的支持，不用长途输送战略物资，而奉系的运输补给却难以跟进，张作霖第一次直奉战争以失败告终常荫槐。
第二次直奉战争，奉系兵力并未增长，但东北陆军讲武堂的淬炼，提升东北军中下层军官的能力，东北兵工厂生产的器械加持，使得奉军实力增强，而直系长期与各派争斗，虽然综合实力仍领先于奉系，但在正面战场无法形成压制，以至于冯玉祥倒戈而全面溃败。
综述：张作霖1916年仅用两万人，便撬动东北局势，1918年才开始真正崛起成为“东北王”。到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张作霖沉淀的时间太短，难以与占据天时地利与人和的直系抗衡，输在底蕴仍能知错就改，终于在第二次直奉战争扭转劣势，所以张作霖无愧为枭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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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日本《产经新闻》刊登报道称：“张作霖被炸死，与日本人无关，而是苏联情报机构所为。”这是该报驻莫斯科记者采访俄罗斯历史小说作者普罗霍洛夫的一篇报道。然而，史实证明，日本关东军炸死了张作霖，这是一桩证据确凿的铁案。
1928年6月2日，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通电宣布退出北京，回归沈阳。6月4日早晨5点23分，当张作霖乘坐的专列驶过距皇姑屯车站不远处的三洞桥时，突遭炸弹袭击，张作霖被炸身亡。
“皇姑屯事件”是日本关东军干的，但日本政府对此一直讳莫如深。直到二战结束日本投降后，在东京审判时，始由日本前陆军省兵工局长、事件的参与者东宫隆吉少将(当时是上尉)揭露供述，才知道这是前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等人所犯下的罪行。炸车时，东宫隆吉上尉担任沈阳独立守备大队中队长，驻守皇姑屯的三洞桥附近。他接受河本的指示，负责炸车的技术工作。爆炸时的按钮就是他按的。后来，河本又口述了他策划此事的更多内幕，才使事件的全貌大白于天下。河本的《我杀死了张作霖》，就是他的自供状。
河本大作说，他在关东军任高级参谋时，曾以随员身份，参加了日本东京的东方会议，在会上，讨论了日本对满蒙的政策，对于奉天军阀，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强调用武力来解决。田中首相也同意这个主张。
河本大作狂妄地说:“我认为，只要打倒张作霖一个人，所谓奉天派的诸将，便会四散。”“干掉头子。除此之外，没有解决满洲问题的第二条路。只要干掉张作霖就行。”
有田中首相“放手而为”的指示，继任的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中将遂裁定照河本主张行事。于是，暗杀张作霖的计划就开始实行了。
河本当即派竹下义晴和田中两参谋，赴京侦察张作霖的行期。很快，竹下就拍来了密电，说张作霖已经决定出关，并报告了火车的预定行程。因此，河本便派出关东军特务机关的石野芳男大尉到山海关，武田丈夫、神田泰之助到新民屯等京奉铁路要地，命令他们切实监视火车到达和启动的具体时间、地点，并及时报告他。
关于暗杀地点问题，他们对照地图，一再研究。开始认为巨流河上的大铁桥很合适。于是派某工兵队中队长去侦察，结果发现奉军戒备森严，无隙可乘，只得放弃。后经多方研究，得出满铁线和京奉线交叉点的三洞桥最为安全的结论。因为满铁线在上面，京奉线在下面，日本人在那里活动，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同时，根据南满铁路条约，中国军警是不能靠近南满铁路的。这就为他们的行动提供了便利条件。
关于现场布置及爆炸执行问题，他们选中了驻守当地的日本守备队中队长东宫隆吉上尉。特派关东军神田、富田两大尉负责勘定地点；派工兵队长管野装置电流炸药；派东宫隆吉专门负责控制电流。日本关东军派自朝鲜调遣来的工兵，在铁路交叉点上，工作6个小时，将120公斤黄色炸药，分装在30个麻袋内，装置在铁路交叉点桥墩上面的两处地方。为了保证爆炸成功，他们设置了两道爆炸装置。同时，在桥墩500米外的?望台上设有电线按钮，以控制触发爆炸。
为了掩盖其罪行，河本又阴谋设计了嫁祸于南方国民革命军的计划。
从历史事实看，河本大作只是谋杀张作霖的直接凶手之一，而真正的元凶，则是关东军高层，乃至日本政界的高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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