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熊希龄：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辜鸿铭何许人也熊希龄？
辜 鸿铭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精通英熊希龄、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９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 文化，第一个将中国的《论语》、《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凭三寸不烂之舌，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讲孔学，与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书信来往，讨论 世界文化和政坛局势，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
辜鸿铭，字汤生。1857年７月18日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马 来西亚的槟城州）一个英国人的橡胶园内。早年，他祖辈由中国福建迁居南洋，积累下丰厚的财产和声望。他的父亲辜紫云当时是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的总管，操流 利的闽南话，能讲英语、马来语。他的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西洋人，讲英语和葡萄牙语。这种家庭环境下的辜鸿铭自幼就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记忆力。没有子 女的橡胶园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欢他，将他收为义子。自幼让他阅读莎士比亚、培根等人的作品。
1877年，辜鸿铭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又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等著名学府研究文学、哲学。后来， 蔡元培去莱比锡大学求学时，辜鸿铭已是声名显赫的知名人物；
而40年后，当林语堂来到莱比锡大学时，辜鸿铭的著作已是学校指定的必读书了。14年的留学生 活使富有天赋的少年辜鸿铭成为精通西方文化的青年学者。
完成学业后,辜鸿铭听从当时在新加坡的语言大家马建忠的劝说,埋头研究中华文化,并回到祖国大陆，继续苦读中国典籍。他在晚清实权派大臣张之洞幕府中任职二十年，主要职责是“通译”。
他一边帮助张之洞统筹洋务，一边精研国学，自号“汉滨读易者”。
辜 鸿铭博通西欧诸种语言、言辞敏捷的声名很快在欧美驻华人士中传扬开来。他给祖先叩头，外国人嘲笑说：这样做你的祖先就能吃到供桌上的饭菜了吗？辜鸿铭马上 反唇相讥：你们在先人墓地摆上鲜花，他们就能闻到花的香味了吗？他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在轮船上用纯正的德语挖苦一群德国人。
英国 作家毛姆来中国，想见辜。毛姆的朋友就给辜写了一封信，请他来。可是等了好长时间也不见辜来。毛姆没办法，自己找到了辜的小院。一进屋，辜就不客气地 说：“你的同胞以为，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只要一招手，我们非来不可。”一句话，让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毛姆立时极为尴尬，不知所对。
辜鸿铭在辛亥革命后留辫子，大胆。
蔡元培先生聘用留着辫子的辜鸿铭在革命的 漩涡北大教书，更为大胆。其实，以反革命面貌出现的这些行动，某种意义上更说明了他们的坚定意志。这种坚定意志可能是整个20世纪中国随大流话语霸权现象 中，国人最缺乏的一种独立精神。
辜鸿铭把留辫子作为一种忠诚看待。他认为，中国人对皇帝的忠诚是一种宗教，可以说，他正是儒家国家的基石。他也认识到自己的忠诚是一种文化立场，不仅仅是政治立场。他说:“我的忠诚不仅是对我世受皇恩之王朝的忠诚，也是对中国政教的忠诚，对中国文明之根本的敬重。
辜鸿铭
1917 年， 能够容忍并欣赏辜鸿铭的蔡元培执掌北大时， 提出了 “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用人主张，创中国大学昙花一现的鼎盛时代。辜鸿铭被邀请教授英国文学，沙滩红楼的那个校园里便经常可以看到拖着长辫 的老夫子若有所思地行走。
同时， 2 6 岁的胡适也被请回来教授英文学、英文修辞学和中国古代哲学。辜鸿铭是著名的守旧派，而胡适恰在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1917 年2卷5 号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
且被陈独秀称誉为“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如此搭配的北大，其热闹之况可以想 见。
1923 年，蔡元培辞职后，辜鸿铭也辞了职。因为蔡元培以后的北大已经不是原来的北大，北大已经不是他能容身之处了。
1924年4月23日，印度诗哲泰戈尔访华， 辜鸿铭与梁启超、蔡元培、胡适、梁漱溟、熊希龄、蒋梦麟等前往北京前门车站迎接。对于这般的吹捧，十年后，
鲁迅还耿耿于怀，在《骂杀与捧杀》一文中讽 刺:
“人近而古的，我记起了泰戈尔。他到中国来了，开坛讲演，人给他摆出一张琴，烧上一炉香，左有林长民，右有徐志摩，各各头戴印度 帽。”这是一种偏见吧。当鲁迅自己被当成另一个捧杀的对象时，不知他作何感想。辜鸿铭与泰戈尔，一个很奇特的组合，不知二人聊了些什么。不过可以肯定，泰 戈尔一定为中国有这么一位奇人感到神奇。
作为经常用英文写作的印度文化大师泰戈尔， 在某些方面和辜鸿铭有相似之处:二人对待西方文明均持一种矛盾的态度。只是泰戈尔更能从全人类的角度，以悲天悯人的博大胸怀，关注人类的发展。其立意与辜鸿铭相比，更具有现代性，也更接近21世纪的历史主题。
泰戈尔在一生的相当长时间里， 对西方文明是持尊重和友好的态度的。
有 感于印度的苦难， 泰戈尔说:“ 我再次指出，如果真理从西方来，我们应该接受它，毫不迟疑地赞扬它。如果我们不接受它，我们的文明将是片面的、停滞的。科学给我们理智力量，它使我们具有 能够获得自己理想价值的积极意识的能力。为了从垂死的传统习惯的黑暗中走出来，我们十分需要这种探索。我们应该为此怀着感激的感情转向西方活生生的心灵， 而不应该煽动反对它的仇恨倾向……今天，任何国家把别的国家拒之门外，都不能谋取独特的进步。”有人在泰戈尔的传记中说:和西方的密切接触“使他原已十分 广博的人道主义同情心更加宽广，并深化了他对那种激励西方心灵去建立伟大功业的智力和精神的理解”。泰戈尔逝世时，印度国大党领袖、后来的印度首任总理尼 赫鲁从监狱里致书报界，说:“祖师(泰戈尔)和甘地从西方或其他国家吸收了许多东西，特别是祖师尤其如此。他们之中谁都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们的使命 面向整个世界。”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搅乱了人类的和平生活的时候，泰戈尔和辜鸿铭一样，对战争进行了谴责。只是泰戈尔对交战双方抱以同样的悲悯和谴责。
不 过，在北京的讲演中，泰戈尔以“巨人”比之西方的物质文明。大意是“西方文明重量而轻质，其文明之基础薄弱已极，结果遂驱人类入于歧途，……虽然此种文 明，吾东方人士万不可崇拜之，如崇拜之，则必受其害。吾人今须知人类之精神，须如机械之轮之自强不息。吾人分所应为者乃对于一切压迫之奋斗抵抗，以求到达 于自由之路，故吾人今对于大人（ 即西方文明） 须以较机械更良之武器征服之。换言之，即吾人今须以精神战胜物质是也。”
这个精神战胜物质的理论， 是否为泰戈尔对待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关系的最终结论，抑或是泰戈尔在中国迎合中国情调的言论，已经不得而知。但是，泰戈尔和辜鸿铭所共同关心的东方文明的命运，并没有因为二人的离世变得比1 0 0年前更加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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