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七子是汉建安年间(196---220)七位文学家的合称建安七子。包括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当然还有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他们代表了建安时期文学的最髙成就。被后人称为建安七子。他们对于诗，赋，散文的发展，都曾作出过贡献。建安文学在我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
七子之中建安七子，文学成就最高，最受人推崇的当数王粲。
王粲(177---217)字仲宣，少有才名建安七子。王粲先依附刘表，后归符曹操。王粲才思敏捷，深得曹氏父子信赖。任待中，随操南征。他与曹丕，曹植都是朋友，在诗，赋上多有应和。
王粲在军旅途中不幸染上瘟疫，终年四十一岁。
史书记载，王粲善属文，其诗赋为七子之冠。人们把他与曹植并列为:曹王“。
王粲在诗赋上高于他人，其代表作《七哀诗》与《登楼賦》最能代表建安七子精神。
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
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
他把乱世的见闻，融于诗作，给我们留下最真实的记录。
王粲一生诗作60余首，现存23首。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他是七子之冠冕。
竹林七贤分别是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 及阮咸 七人。在魏正始年间，七人常聚在山阳县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所以被称为竹林七贤。他们晚于建安七子。
这七人是当时玄学的代表人物，他们大都“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但思想倾向还略有不同，其中嵇康、阮籍、刘伶、阮咸始终主张老庄之学﹐“越名教而任自然”；山涛、王戎则好老庄而杂以儒术；向秀则主张名教与自然合一。他们在生活上不拘礼法，清静无为，聚众在竹林喝酒，纵歌。
七人在政治态度上的分歧是比较明显的。嵇康、阮籍、刘伶等忠于魏而对执掌大权、已成取代之势的司马氏集团持不合作态度。向秀则在嵇康被害后被迫出来做官。阮咸在晋曾做过散骑侍郎，但却不被司马炎重用。山涛开始“隐身自晦”，但40岁后投靠了司马氏，成为司马氏政权的高官。王戎为人鄙吝，功名心最盛，在晋武帝、晋惠帝两朝为官，就算在八王之乱时期﹐仍稳坐高位。当然竹林七贤的不合作态度也是被司马朝廷所不容，最后也各散西东：阮籍、刘伶、嵇康对司马朝廷不合作，嵇康被杀害；王戎、山涛则投靠司马朝廷。有趣的是，嵇康临刑前，则放心的安排儿女们投靠了山涛（山巨源），在嵇康死后，山涛也一直悉心照料并抚养着他的儿女，这也演绎出一段“君子和而不同”的佳话。
(竹林七贤图)
建安七子是指建安年间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等七位文学家的合称。“七子”之称，见于曹丕所著《典论·论文》：“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期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录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这七人也代表了建安时期除曹氏父子以外的优秀作家，所以“七子”之说得到后世的普遍承认。在这七个人当中除了孔融与曹操政见不合被曹操处死外，其余六人虽然经历各不相同，但都亲身受过汉末离乱之苦，因为投奔曹操，地位发生了变化，才有了安定、富贵的生活，所以视曹操为知己，想依赖他干一番事业。因此他们的诗与曹氏父子有许多共同之处。又因建安七子曾同时居住在魏都邺中，又号称“邺中七子”。 建安时期，是我国文学史上光辉灿烂的时期，“俊才云蒸，作家辈出”，各种文体得到发展，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黄金时代。东汉王朝处在大分裂、大动荡、军阀混战中，在文学上却放射出绚丽的异彩，这与当时社会因素有关的。
（建安七子图）
“建安”是东汉末年献帝刘协的一个年号，东汉末，董卓之乱后，军阀割据，战事频频。长安、洛阳都被毁了。献帝从长安到洛阳，最后被曹操迎接到许昌。这一年（即196年）改兴平为建安元年。建安九年（204年），曹操占据邺城后，在中国北部创造了一个以邺城为中心的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曹操倡导“尚刑名”，“尚通脱”，又善属文，爱文士，所以许多文士在饱经战乱之苦后，如百川赴海，相继奔往邺城，归附到曹氏周围。在这里形成了以“三曹”为领袖，以“七子”为代表的，庞大的邺下文人集团。他们战时大多随军，归来习文作诗，探讨文学，歌功颂德，抒发情怀，写征战之苦，述社会之乱，相互批评、磋商，共同提高写作水平，发展并繁荣了建安文学，给后人留下了“建安风骨”这一宝贵的精神财富。建安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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